然而，毛泽东主席愤怒归愤怒，不满归不满，他不会感情用事，但莫斯科的态度仍旧不能不重视。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他必须困难想得多一点，难一点，对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他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的问题。可是中共军事上，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困难极大，与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完全不能相比。毛泽东主席为此曾特别询问过指挥华北军事的彭德怀：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果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
    彭德怀的答复显然不能令毛主席满意。毛主席随后明确告诉军委其他领导人说，仅军事一项，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而如果不能夺取西北，控制中苏西北交通枢纽，就无法取得苏联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日两个敌人，就会极其困难。正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相当反感苏联继续援助国民党，明确讲：“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因为“蒋介石反革命是确定了的。”
    当然，毛泽东主席不能不同意苏联武官关于应当尽可能延长蒋介石抗日时间的说法，他说：苏联武官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即使要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而问题是何种时机他们可以公开援助我们，而不是去援助蒋介石？五月后苏联有何办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如果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而这一问题迟早必须解决！
    莫斯科的态度显然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主席的反攻计划。而恰好在毛泽东主席反复考虑军事反击可能性的这个时候，即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乘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机会，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让毛泽东主席对前此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方面固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要做好与蒋介石分裂的准备，称：蒋介石已经从革命走到反革命，国共破裂的前途已经确定了，“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今后的斗争方向，就是要“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但是，它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由于日蒋尚未公开妥协，以及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国共目前未完全破裂。因此，当前的策略仍然应当是政治上坚决反攻，而军事上须取守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