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是清朝最昏庸的皇帝。我说他昏庸，是他成年以后昏庸。同治是幼年登基，成年以后刚想干事，死了，才19岁。光绪也是幼年登基，他后来很想展现自己的才华，只不过被慈禧罩着，压抑着，所以不成。咸丰是20岁登基，活到31岁，这十一年都干什么了？咸丰对艺术没什么追求，他比较喜欢女色。后来到承德避暑山庄，他临死前还召了很多宫女在那儿伺候他。咸丰最有名的事，也就是和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女人慈禧有关系。
    咸丰在位的时间，应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第一，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要承担，包括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位这十几年，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像《天津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中国历史上不平等的条约。第二，太平天国运动贯穿他统治的始终，令他产生极大的压力。再有，就是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
    由于上述原因，景德镇被迫停烧，咸丰的瓷器就极少。从收藏角度上讲，反而凸显价值。为什么？少！带有“大清咸丰年制“款的瓷器特别少，跟前面的嘉庆、道光，后面的同治、光绪，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他是一，别人都是百。
    咸丰青花的特点就是非常细弱。咸丰时期不管画什么，都变得没有力量。比如同样画棵树，清初画的树都非常虬劲有力，咸丰时画的树就像舞台上搭的背景，一个纸片插在那儿，是棵半死不活的树。咸丰时画匹马，我老说像马戏团刚演完戏的马，出来都蔫了，没有生机。雍正那时画的山就是山，树就是树，动物就是动物。咸丰呢，什么都是一张纸。那么，咸丰一朝是不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弱点呢？知道。所有窑工都知道：我们不抵祖上了，我们不如雍正，只好照着雍正那样画吧。所以在咸丰一朝，仿了大量雍正的瓷器，底下写“大清雍正年制“，写祖上的款，不写自己的款。但你一看，就是个模仿秀，怎么弄跟真人也不一样。
    我有一个朋友，他就买了一个咸丰仿雍正的青花山水瓶。他也琢磨了很久，以为是雍正的，最后交完钱兴高采烈地抱给我看。我告诉他：“你这不是雍正的，是咸丰仿的。“他一下子特别沮丧，然后说：“我恨不得给它摔了，花那么多钱当雍正买的，窝囊！“我说：“这事你也不必急，就当一个教材，将来你能跟人家说，这是咸丰仿雍正的，还学一门知识呢。“
    后来他就把这个瓶子搁在盒里，塞到床底下去了，一塞就是十多年。突然有一天，他找我来了，说：“哎，我早年打眼的那瓶子特值钱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首先是学到知识，获得乐趣。经济上的乐趣，有时是上天给你带来的，不是你追求的。所以买错了，也没有问题，你学到了知识，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可能你当时买错了，最后也能给你带来很好的利益，那是时间在起作用。没有时间这个坐标，你不可能获得这个利益。
    咸丰去世以后，中国进入一个特定时期，就是“同光中兴“，历史书上也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经济进入中国，多少也刺激了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当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可以说，同治、光绪时期，一直是她在统治着这个国家，统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
    同治皇帝最早定的年号是“祺祥“，后来由于慈禧和恭亲王发动政变，杀了肃顺等人，两宫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所以改年号叫“同治“。慈禧太后能统治如此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偶然。我们不能说慈禧太后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她能够统治这个国家长达五十年，绝对不是个一般人。她具有极敏锐的政治判断力，有极强的政治才能。她赶上了同光中兴，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但她当时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挽救这个国家。于是她就不断出卖主权，来换取自己统治的稳定。
    这时的青花瓷已经彻底不讲艺术性了，就是按照定式去生产，日用瓷与艺术瓷的区别不大。比较一下，雍正、乾隆时期，日用瓷就是日用瓷，艺术瓷就是艺术瓷，很明确。同光时期就都一块儿用了，画的图案都差不多。但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瓷器背景：粉彩的数量上来了，粉彩跟青花平分天下。我在讲元青花的时候说过，惟一可能撼动青花地位的就是粉彩。在晚清同治、光绪的时候，粉彩就对青花发起了挑战。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局面。清朝有四个皇帝在紫禁城办的大婚，同治、光绪都是。光绪大婚的时候，提前做了很多准备。这时定烧的大婚专用瓷器，大部分都是粉彩，说明粉彩当时的社会地位比青花高。这时景德镇御窑厂也大量烧造青花祭器，为东、西两陵做准备。我们都知道，清代的皇家陵寝是清东陵、清西陵，当时陵寝中需要大量随葬品，比如青花大缸等等，所以当时政府下令大量烧造。
    同光时期还有一类比较精美的官窑青花瓷器，比如“体和殿制“。体和殿，是慈禧太后住在储秀宫时用膳的地方，所以“体和殿制“的瓷器说起来都是她的餐具和日用器。慈禧太后当时要求自己用的瓷器，都要署上自己曾经住过的殿堂名，比如还有“储秀宫制“的瓷器。这些瓷器上引用了一些外来的带有点儿洋味的图案，有些立体感。再有，慈禧在50岁、60岁、70岁大寿的时候，都大量烧造赏赐用瓷。史料记载，慈禧太后50大寿的时候费银15000两，60大寿的时候费银121100两，70大寿的时候费银38500两。
    中国历史上的收藏热，同光中兴到民国时期是第四次。这一次跟此前的三次有所不同，前三次都是内需，这次是外需。由于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大量吸走中国的瓷器，用各种方法使中国瓷器流向国外。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看到的中国瓷器，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时期流出去的。由于这次收藏热，大量仿品出现。这时仿品的目的就是欺世，跟乾隆时期完全不同。乾隆的摹古是要证明自己的能力，清末的仿古则是要牟利，为了欺世。大批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无法判定瓷器是哪个年代的，都是凭感觉买东西。那时候也没人教课，也没有《百家讲坛》，没有人教怎么鉴定。
    那么，西方人最喜欢什么啊？“刀马人“。我讲康熙时说过，所以晚清仿了大量的“刀马人“。西方人不是喜欢吗，给他找个老的太麻烦，画一个多容易啊，得了，现画一个卖给他吧。于是当时大量仿品都流向了欧洲。我就见过一个朋友买了这么一个青花大瓶，他跟我说：“我这是去欧洲旅游时买的，不是在国内买的，这是康熙的，你看底下写着“大清康熙年制“呢！“我说：“仅此一条就错了。“因为我们能见到的凡是画刀马人物的大瓶底下，从来没写过“大清康熙年制“，一般都写明朝的年号。我告诉他这是晚清的仿品，说起来也有一百多年了。
    那么，晚清跟康熙的刀马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康熙的刀马人一看就是在打仗，气势都出来了。晚清的打仗，就不太像打仗了，像戏剧片，两个人比划一下就完了。我跟那朋友说：“你这哪儿叫打仗啊，这叫打架！“另外，画得也不是很丰满，细部不注意，人物弱，布局散。
    在收藏中，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你喜欢刀马人，就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时期流行刀马人。第一个时期是康熙时期，是一种创作；第二个时期是同光中兴，是一种模仿。你要知道创作和模仿之间的区别，这非常重要。
    今天来看清末的仿品，质量都比较低，要让我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倒是如今的仿品，仿得比同光时期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信息跟今天的信息相比较，沟通能力特别差。你要想仿一个瓷器，必须得找一个原型搁这儿看着仿。今天不需要，有画册，有电脑，甚至有录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当时窑工没有这个条件，都是凭脑子记，见过一个差不多的，就画上了。所以，当时的信息沟通不够快捷，不够准确。我们常说：眼高手低。眼高，不一定手高；但眼低，手一定低。今天信息业的发达，导致仿品非常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过去的仿品一律做不到的。今天可以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都仿出来，能仿得非常像，就是因为信息业的发达。
    清代的最后一朝宣统，仅三年。相声里说：“宣统，就是悬着，一捅就掉下来了。“国家的动荡，使景德镇的官窑基本陷于停滞，品种很少，都是常用的赏瓶、碗、盘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民国以后，景德镇摆脱了官方的束缚，摆脱了清代二百多年的惯性，出现了一批民间陶瓷艺术家，有的还受过西方教育。他们在景德镇发挥自己的个性，制造了晚清到民国这个时期最漂亮的一种青花瓷器。其代表人物就是珠山八友。
    珠山八友主要是创作瓷板画，以瓷板为纸，在上面作画。民国时期非常流行把瓷板挂在墙上作为装饰，跟挂画一样。珠山八友里的大部分人都是画彩瓷的，王步则是青花的领军人物。他的青花画得非常生动，跟以前的青花完全不一样，明显是受了西画的影响。珠山八友在工艺上没有什么改进，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每个人都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而不去按照一个模式画。珠山八友可不是八个人，是以王步、邓碧珊等画家为首的一批人，跟扬州八怪一样。扬州八怪也不是八个人，有十几个人呢。过去珠山八友的瓷器不受重视，但近些年也开始被关注了，价位也有所攀升。
    青花，在《陶瓷篇》中占了很大比重。青花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就是景德镇的发展脉络。七百年来，青花依然可以称之为瓷器的霸主，其地位无法撼动，对我们今天，乃至对以后的中国，都会有深远影响。
    一般说来，青花在历史上有三次高峰，分别在元朝、明永宣、清康熙。在这三次高峰中，青花瓷器所表现的形式和内容各有千秋。从某种意义上讲，青花瓷器就代表了中国瓷器。大部分西方人都是通过青花来了解中国瓷器，乃至了解中国文化的。
    青花，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学色彩的名字，非常有诗意，也非常浪漫。它的科学名字应该叫“釉下蓝“，或者叫“釉里蓝“。与之相对的，就是“釉里红“。
    很长时间，我们对釉里红瓷器都有误解，主要是从它烧造起，它一直是断断续续的。它跟其他的瓷器有点不一样。釉里红跟青花创烧的时间和工艺都差不多，但青花从元代一直到今天700多年没有间断。釉里红烧造当中，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有很多时期它是不烧造的。所以我们对釉里红的了解就不够深。
    釉里红创烧于元代。它与青花几乎是同一个时期。我们仔细去研究它的时候，它可能略早一点。它的废品率大大地要高于青花，这就是为什么它少的原因。
    釉里红，它在元代的时候不能说它完全成熟，所以在历代的出土当中，釉里红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比如，我们建国以后，比较重要的一次出土就是元代的高安的出土里，釉里红只有几件。建国以来，釉里红的出土就是元代的釉里红的出土都是非常少的。
    首先解释一下釉里红的成因，瓷器烧造时需要一种环境，专业术语叫“气氛“。瓷器是在某一种气氛中烧成的。气氛一般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氧化“，一种就是“还原“。简单地说，炉子开着火门，让它有充分的氧气进去，这就叫“氧化“。“还原“就是闷着火，过去北方话就叫“把火封了“，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釉里红“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简单地说，它是闷着火烧成的。它是以铜为呈色剂，那么气温稍微高上点儿，它就会失败，立刻就失败。如果温度低了一点儿，它也失败。温度如果一低，颜色就变成黑的，非常不好看；如果温度一高，它就烧飞了，颜色就没了。这个温度之间允许的差额是多大呢？大约只有10度。我们听着10度的温度好像不是很小，但是放在1300度的高温里10度连1％都没有。我们今天很容易控制这个温度，有温度计，你看着炉外的温度计就知道炉膛内的温度，当时是没有温度计的。所有的窑工都是凭眼睛去看这个火，来判断火的温度。这个困难是非常大的。
    我们用眼睛能看出火的温差，大部分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你看那蜡烛，蜡烛是火很弱，是红色的。你看你们家的煤气灶，火是蓝色的，温度很高。但是你要看出，在1300度那种惨白的火中，那一点儿的温差，那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具有丰富窑工经验的人才能够看出来。这1％的误差就决定了釉里红的生死。
    元代是釉里红创烧的这个年代，因为失败过多，所以就导致就不能发展。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次失败你是不怕的，你会继续试验，你会继续获得它的成功。那么你老在失败，你就容易放弃。
    釉里红，它是以它特殊的色泽来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历史上，只有元代、永宣时期以及康乾盛世这三个时代充分地烧造过釉里红。其他的时期非常地罕见。
    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的时候，元政府就在景德镇设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主管瓷器的机构，后来也算是惟一的一个国家专营瓷器的机构，叫“浮梁瓷局“。浮梁，就是景德镇。
    2002年在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大批瓷器。这个古城路遗址的瓷器的出土数量非常大，它是完整的以及可以复原的大约有7000件，囊括了当时，就是元代当时的几乎所有窑口的瓷器，除了吉州窑没有发现。其他的比如，北方的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南方的龙泉、景德镇、建窑都有所发现。
    在这批瓷器理，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玉壶春瓶，这个瓶子非常地漂亮。它的红的占的面积大约达到了40％，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装饰，它不是有意识的。我们看到，它的那个色斑的控制是无意的，就甩在上头就可以了。它不是画出来的，不是我按照某一个图案画出来的。这是釉里红装饰的一个手段。一开始釉里红并没有用它主动地装饰一个纹饰，而是让色泽来说话。
    集宁路当时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大的市场。所出土的这7000多件瓷器或以看出来当时它就是一个瓷器的集散地，各个窑口都齐全.但是，它主要的都是日用瓷，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为日用瓷所办的一个市场，像这样釉里红的，一个瓶子，它是一个观赏瓷。在当时出土的这个数量里是非常见的。
    这个釉里红的瓶子，它的装饰风格是非常奔放的。它跟后来的用釉里红去绘画是有明显的区别，这在景德镇的装饰中，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集宁路的位置是在蒙古草原的南边的边缘，它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一个相接点。
    元朝建立以后，元政府加强了对外的一个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导致中原的瓷器就向草原方向、向游牧方向去游动。我们知道，瓷器是易碎的。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是一个不方便的器皿，很容易不小心就卒瓦了，碎了。你不小心掉在地上就会摔碎。还有，就是你游牧民族是不停地要搬家的，经常要随着牧草要搬家，所以搬家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很容易受损。游牧民族所以爱用金属器，用皮具，就是皮囊壶，用皮子来盛水。
    尽管瓷器在这点上，在抗外力的情况下不如金属器和皮具，但是它有一个价格的优势，它便宜。所以它导致这个市场的一个形成。游牧文化跟农耕文化一直有一种潜在的冲突。当这种冲突在经济面前的时候都会退缩，就是说，我们在文化中有些冲突，但是有经济这个前提的时候，大家都会让步。
    釉里红在元朝是一个创新的品种。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达到内蒙古市场可见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由于釉里红的烧造难度非常大，废品率非常高。所以它在价格上大大地要高于青花。废品率高，就得把废品的成本要加在它烧好的瓷器身上。
    釉里红的第二个烧造期就是紧挨着元朝的洪武时期。
    2004年，美国旧金山一家拍卖行拍卖了一个洪武大盘，直径45公分，当时成交价是570万美金，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个盘子，在旧金山是偶然发现的。盘子的主人叫卡里斯勒，是个女士，她非常热爱旅游，也特别爱收藏中国艺术品。她在1900到1925年期间，她曾三次来到中国。我们知道，今天从美国到中国，就买一张机票就过来了。在当时你要远渡重洋，到一次中国往返一次，就算点个卯也得一年，时间非常长。所以她在这样一段时间里，三次来到中国可见她对中国的这种喜爱。那么，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她买了这样一个釉里红的大盘，是洪武时期的。
    卡里斯勒的父亲曾经在19世纪创造了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递公司，叫快马快递公司。他这个公司到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国有很多著名的快递公司。我们常用的像ubs，我们自己也有快递公司。她之所以当时能买这个东西，可见她的家底也是非常殷实的。这个瓷器在当年她买的时候，尽管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可能是很便宜的，但在那个时期可能还是很贵的。
    由于这个盘子的直径硕大，她就用它吃海鲜，搁螃蟹。她这一吃就在她们家搁了有快一百年。这一百年，一直在她们家使用。这盘子的胎比较厚，由于使用比较精心，也没有磕碰。那么，老太太都已经去世了，她还留有她当年在中国旅游时候的照片，坐在一个船上，船后头还有中国的船夫。显然，她的家族是不知道这个盘子的重要性的。她家族不知道，就一直在用。
    后来偶然的机会被这个拍卖行发现以后，就说：你这个盘子很有意思。你拿过来，我们给你拍拍试试看。在一个不大的拍卖行，拍了570万美金。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首先，是它的尺寸。元代的瓷器，尺寸就比较大，它一直影响到洪武。洪武的瓷器尺寸也比较大。所以这个盘子，由于它的尺寸决定了它一个价格。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也有类似的洪武釉里红盘子，尺寸大小也差不多。
    现在再想这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于卡里斯勒女士来说，就是无意间喜欢中国的艺术品买了一个东西在使用。一百年后，惠及后人，卖了那么多的钱。这说起来就跟一句俗语一样，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终于这东西开始值钱了。收藏的乐趣，很多时候就在于此。就是说，我不一定知道它什么时候值钱，当它值钱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反而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乐。
    釉里红在过去是没有记载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它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有人认为，洪武跟红釉的关系跟朱元璋本人有极大的关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洪武瓷器大约有100多件，80％都是釉里红，多于洪武青花的数量。什么原因呢？我们猜测大约有三条。
    第一改朝换代后表示正统的颜色，一般都用红色。第二，红色在五行学说中主南方，代表南方的颜色。我们常说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玄武代表北方，朱雀代表南方。比如北京故宫的神武门，原来叫玄武门，避康熙（玄烨）的讳改为神武门。因为在南方发迹，所以朱元璋认为红色是非常吉利的颜色。第三，他本身姓朱，朱就是红色。年号洪武，又跟红谐音。再加上朱元璋历史上参加的是红巾军，导致他对红色极感兴趣，所以现在能看到的洪武时期瓷器，釉里红反多于青花。
    博物馆收藏一只釉里红执壶。这个执壶它带有盖，有银链相接。这把壶十分地罕见。它表明洪武时期明政府跟西藏的联系。西藏是我国领土土，尽管距离非常远，尤其在古代信息传达缓慢的时候，那个距离显得更远，但历朝历届的中央政府都跟西藏保持了良好关系。这个壶就是例证，当时这把执壶是皇帝赠予的礼物，非常重要，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重视。
    2006年，佳士得在香港拍卖了一个玉壶春，釉里红瓶。这个瓶原来是一对英国夫妇的收藏，在他们家就当一个普通的瓷器，没有重视。有一次，夫妻俩逛博物馆偶然间发现，博物馆有一个瓶子跟他们家这瓶子非常地相像。他就想，我得找专家看看。他就把拍卖行的专家请来。专家看到这个瓶子以后，眼睛就放亮，说：“我终于找到一个好东西了。你把这个瓶子交给我们，我们给你拍卖。“那么，这个瓶子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佳士得被澳门工商巨头史蒂夫·永利以近8000万的港币买下。买下以后，他就把这个瓶子捐给了澳门博物馆。这是澳门博物馆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的一笔礼物。
    这个瓶子是澳门博物馆收到的最重要的一件藏品，也是一笔最大的财富。我们就有什么感受呢，就是不管是谁，博物馆是收藏的最后的一个归宿。它是造福于社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博物馆呢？就是博物馆是造福不动声色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看到前人的一个辉煌。
    明初洪武以后，紧跟着就是永乐、宣德。我在前面讲过，这一个时期是进入了明朝的盛世，永宣盛世。洪武尚红的风气，直接就影响到永乐。这些年，景德镇出土了大量的永乐的宫窑。其中，有尺寸非常高的釉里红的龙纹大瓶，气势宏伟。
    宣德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宣德的三鱼碗、三果盘，这些都是一个常见的品种。到宣德这一朝的时候，釉里红烧造就变得游刃有余了。有专家认为，科学地讲宣德釉里红不是釉下彩，是釉中彩。这是一个很技术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去探讨。但是不管是什么，它是一个釉下成色呈现的红色。很多专家认为，红釉真正烧造得成功和娴熟是到了宣德。但近些年看，永乐出土的这东西，可以把这个时期提前。
    我早年收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釉里红的三鱼高足碗。当时对这东西不是很了解，没有见过。别人给我拿来看，然后我拿不定主意，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不真。东西搁在我这儿搁了很久，我当时没有办法去判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宣德的，后来又是还给人家了。等我后来，过了很多年，反过头来想的时候，知道这个东西是个真的时候，再去找，这东西已经没了。对我来说，因为没见过，没比较，我就无法下这个决心，那就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我们今天说越是罕见的东西应该越把握这个机会。可是你有时候没有能力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有一句格言说：“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就是我当时没有这个准备，这东西就不该我得。东西不是很贵，今天想起来，一件国宝要那个价钱，是非常便宜的。可是我当时就是没有认知，就没有能买。
    釉里红到了宣德的时候就突然销声匿迹了。我们在讲青花的时候讲过，宣德以后进入了陶瓷的一个黑暗期，青花都生产得非常少。官窑不见踪迹，釉里红也就停烧了，因为它的难度大嘛。
    釉里红这一停烧，一下子就过了二百年。到了康熙，它又重出江湖。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期的国力在增强。很多学者认为，以科技水平来要求它这是高于青花的一个品种。当釉里红刚刚恢复的时候，釉里红烧得都偏黑，就是温度偏听偏信低。你烧的时候稍微温度一高，我刚才说了，颜色就没了。那么，你放进去是画着有纹饰的，高温一过，颜色没了等于是一个白瓶子，不好看。所以宁肯控制火低一点，所以早期的康熙早期的釉里红经常是泛黑。后来会烧得得心应手，一开始都是泛黑。
    康熙釉里红，在民国时期是深深地影响老古玩界。很多老师傅都跟我说：康熙的釉里红是不得了的收藏。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看过一个盘口瓶，画有龙纹，龙纹就黑。当时我就不太能够容忍这个黑。我觉得，红就是红。如果你红得发黑，感官上不愉悦，所以就没有买。也加上当时觉得价钱偏高，就是我觉得你谈论更红一点儿，写上康熙年制，我就愿意买了。
    可当时康熙年制这事不是我想写就写上去，是康熙时候他不想不想写。康熙的时候的工匠并不想写上这几个字。所以这瓷器上就没有字，一泛黑，心里一嘀咕就放弃了。作为个人，我当时的理解力是非常低的。每一人的理解都是逐渐提高的。你遇到一上难题的时候，你能获得更大的一次提高的机会。所以，有时候难题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
    雍正皇帝对瓷器的要求非常高。雍正釉里红画得非常精细，主要的特征就是轻描淡写。画得笔道都有非常细，一点儿不晕散。乾隆继承了他爹的态度。《清档·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记载：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唐英在北京，太监胡世杰奉乾隆皇帝之命交给唐英釉里红挂瓶一件，画样一张。并传旨：“看明瓷器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年款，送来呈览。“这个乾隆的谕旨说得很清楚，说你看清楚这个样子。当时宫廷很多瓷器是事先画纸样的，不是凭空想象，你给我往瓶子上画。我先让画家设计一个纸样，瓶子看着不错，照这个样子画，就把纸样给他。
    唐英就看完了这个样子，得把这个样子记在脑子里。然后拿着纸样就恭恭敬敬地回到景德镇，然后就遵旨就职开始找最好的工匠，找最好的式样开始烧造。唐英当时交待窑工就说：你要认真地去做这个事情，要把釉里红的这个颜色充分地表现出来。釉水要肥润，颜色要鲜明。
    他交待得都非常清楚，实际上是把皇上交待给他的这个事情原封不动地又交待给员工。唐英后来又给乾隆上了个奏折，告诉皇上，他说：“等烧造好后，奴才亲自拣选送京，恭呈御览。“就是很重视这事。此事发生在乾隆初年，说明当时对釉里红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宫廷非常重视这件事。釉里红的地位也显得非常高。
    太监拿来的样品，釉里红挂瓶，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好像听得不是很懂。挂瓶是一种壁瓶。一般情况下，是指瓷器的半个状态，后面是平的，有一个悬挂的地方，可以挂在墙上。乾隆非常喜欢挂瓶。我们有机会去故宫参观的时候，看看它那三希堂。三希堂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各种挂瓶。乾隆很喜欢这个瓷器的品种。
    到了乾隆后期，釉里红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它就没有突破，大家都限于一种程式，不再想突破这件事了。随着乾隆盛世的一个结束，釉里红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晚清的时候，咸丰一朝曾经烧过一些，画得就更加细弱，以后就没有再烧造。这是釉里红的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
    釉里红的衰败，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清代的其他彩瓷品种的出现。清代有很多其他的彩瓷大量地出现，尤其粉彩的出现对釉里红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釉里红从清雅的角度上讲不及青花，它是暖调子的，青花是冷调子的。它热烈又不及其他彩瓷，比如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都比它显得热烈。所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要求它显不出它的优势。第二，康熙时期的红釉不仅仅是釉里红，还有其他的红釉。比如郎窑红、豇豆红，雍正时期的祭红，乾隆时期的珊瑚红、矾红，各种红釉的出现导致大家对釉里红那个红的兴趣逐渐丧失。这是第二个衰落的原因。第三，釉里红尽管它工艺成熟了，但是它烧造难度和成本依然很大。它在市场上就缺乏相应的竞争力。
    清代有一个很喜欢写陶瓷诗歌的一个诗人叫龚鉽，他在《景德镇陶瓷歌》中这样写道，他说：“市上今传釉里红，唐窑独著百年中。暗然淡简温而理，都识先生尚古风。“他这里提到了唐窑，就是唐英。他说：乾隆时期市上还很流行釉里红，唐英能够把这个釉里红的生产能够独领风骚一百年。但是它这个瓷器还是显得比较暗淡，还显得比较温和，所以就只有唐英一个人能够认识这个古代的这种风尚。
    釉里红由于其红色的罕见，导致它跟另外一个品种――青花结合，衍生出一个独特的产品，叫“青花釉里红“。说起来，它算是一个副产品。
    青花釉里红的发明，到了乾隆以后，被老百姓俗称叫“青花加紫“，青花上加进点紫色，紫就是红。青花釉里红，在元代已经非常地成熟了。1964年，保定出土了一批特别重要的窖藏，里头有11件元青花。其中有一对元代青花釉里红大罐，红色的花用釉里红体现，剩下的部分用青花体现，这对大罐现在被列为国宝。
    非常有意思的是，早期的釉里红和青花是对半分的，平分秋色。永乐时期的那个梅瓶，它有生产出来有青花、有釉里红、有青花釉里红，有各种品种都是一样的，纹饰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同。那可见当时的工匠一直在摸索一个路子。
    清代釉里红，更多的青花是一个点缀，它要扬长避短。有釉里红画得非常漂亮的釉里红大罐。比如，康熙釉里红鱼藻纹大缸，红鱼的眼睛是用青花点的，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非常漂亮。
    我曾经在香港买过一个康熙红鱼缸，没有款。这类瓷器多数都不写款，很多人会误认为它是民窑。当时宫廷，尤其康熙时期的宫廷不要求所有的官窑都写款，特别是大器。大器写款是非常麻烦，从工艺角度上讲，大器翻身就很困难。瓷器在未入窑烧造之前，它的强度有限，非要把它翻过身来在底下写字，很容易破碎。所以，很多大器底下并不写款。
    康熙时期的这种瓮形缸，大量地画釉里红点青花。往往都是画满红釉，红鱼、红龙，点上蓝眼睛，非常地漂亮，非常地生动。
    我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我有一个不熟的朋友给我拿来了一只康熙青花釉里红的摇铃尊，这东西非常罕见。他给我拿来的时候是一个木盒子。一看那个盒子就非常地老，里头有三个窝，但只有一个瓶子。就换句话说，这个盒里原先有三个瓶子。我就问他，我说：“那两件呢？“他说：“没有了。什么时候没有的，我不知道。现在这盒里就这一个瓶子。“我说：“需要多少钱呢？“这是在十年前，他说：“需要60万。“我说：“那这东西太贵了，买不起。“然后，他说：“这东西也不是我的。是我“活拿“的。““活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给钱，我从人家家里拿出来的。我忽悠着去卖，我卖掉了，我就把钱给人家；我要卖不掉，我又把东西还给人家。这叫“活拿“。然后，我看了看那个窝呢，我觉得那俩窝挺新的。就换句话说，那两个瓶子离散这个盒的时间不应该很久，能看出那个痕迹来。然后这个事就过去了。也没买，过去了。
    很久以后，有个人跟我说：他买了一盒摇铃尊。然后，我脑子就一楞。我说；“你那东西能拿过来让我瞧瞧吗？“就另外这人拿来这个盒给我来瞧。我一看，就是那个东西，但里头确实三个摇铃尊都在里面。然后，我就想当时是什么缘故他只给我看一件，不给我看三件呢？他买走了多少钱他也不会说。后来我就找到那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当年这东西并没有失散，你给我看的时候为什么不看全呢？“他说：“这事我很后悔。“他说：“就当时我因为贪心太重。“他说：“我从人家拿出来是仨。我把俩留在我们家里了。我给你看一个呢，我是想这一个就把仨钱全卖出来。我不是卖了这一个，我不就白落俩吗？“所以，收藏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太贪心。你过于贪，如果当时你搁进俩去，你说少了一个你留一个，这还有情可原。人家本主，后来我打听一下，人本主就要60万，他想一个卖60万，自个儿白落俩。这心比较大。
    有句话说：心有多大，地就有多大。但是，你不能老站在顶峰，让人家都在低谷里面站着。收藏也是这样，如果你有这么一个机会获得这样一个非常难得的收藏机会，你应该跟大家共享。结果他也没有做成这个生意，又给人送回去了，送回人家本主。本主过了很久卖给别人了。所以，就把机会给丧失。
    第一个是祭祀制度。从远古时期起，古人就开始祭天地日月。北京现存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的祭祀之地。天坛是蓝色，地坛是黄色，日坛是红色，月坛是白色。那么，这四个坛在历史上都分别烧过相同颜色的祭祀瓷器。《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造解。“此处的陵是第祭祀的郊坛。圜丘就是天坛，我们去天坛去看，那个天坛的主建筑是圆的。方丘即是地坛，取天圆地方之意。中国人一说就是天圆地方，比如，我们的古钱，外轮廓是圆形的，中间的孔是方的。那么，天坛的蓝色就是代表天的颜色；地坛的黄色那肯定是代表土的颜色。那下面就不用说了，日坛的红色就是太阳，月坛的白色代表月亮。这四种颜色是自然界与生俱来的颜色，是人类观察到最重要最早期的颜色。我们在远古时期的人类，在没有生产力，没有创造力的时候对自然界的颜色，那就看到的就是天地日月。
    第二个制度是八旗制度。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初起兵。他把士兵分为小队，每十个人一队。第个人拿出一支箭给这个队长，所以这个小队就叫“牛录“，队长就叫“牛录额真“。“牛录“是什么意思呢？在汉语中就是大箭的意思。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的时候，当时努尔哈赤才有一千二百人，分成四个牛录就是四个小队。用旗色划分，他选择的颜色就是黄、白、红、蓝，就是这四个自然之色。
    这四色就是八旗之初。随着努尔哈赤不断地东征西讨，增加了满洲、蒙古、汉人的士兵，实力不断地增强，于万历四十六年增编四旗，他没再选其他的颜色。他仍在这四个颜色中镶一个边，来区别那四个本色。红旗镶的是白边，其他三色都镶的是红边，这样就凑成了又四旗，加上原来的四旗，这就是八旗的来历。那么，到皇太极做皇帝的时候增加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从以上两个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蓝、红、白这四种颜色在宫廷中的一个重要性。祭祀制度、军队的制度非常地重要。因此，这四种颜色所代表的瓷器，反映了一种皇家思想。
    景德镇元代白瓷的出现中导致景德镇瓷器最终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一个保证。元青花之所以有霸主地位，是因为有白釉的出现。如果我们没有白釉就不可能在上面画出那么亮丽的青花来。如果我们设想，那个底子的颜色发黑发闷，都不可以使青花显得亮丽。
    元代以后白釉的流行，很大程度上跟元人的统治有关。元人是提倡白色的，尚白，崇尚白色。究其原因呢，有人认为，蒙古人以奶食为主食所以他尚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成吉思汗生前的时候，他骑什么颜色的马？听到这儿应该可以反应过来，他一定骑一匹白马。我想，如果有人拍电视剧，让成吉思汗骑一匹黑马，就显得不那么合时宜。
    那么，元代还烧过什么白的东西呢？白琉璃瓦。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今天没有看到一件实物。所以当你碰见一块白琉璃瓦的时候一定元朝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琉璃瓦主要是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少量有黑色的，没有见过白色的琉璃瓦，但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元朝人烧过白色的琉璃瓦。我们的建筑最有名的是北京的白塔寺，都是元代所建造的。元代人对白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这个精神贯穿到他的物质上，那么元代白釉就应运而生。
    元代的白釉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枢府釉“。那么，“枢府“是什么呢？枢府是元代枢密院的一个简称。枢密院是掌管着国家的军事。枢府釉中呢，一般情况下，枢府瓷是在盘子或碗中间对应地写两个字“枢府“。有龙纹的，少量的凤纹以及大量的花卉纹的。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这样记载，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回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老乡上我们家，给我看过一个枢府釉的盘子。当时要得非常贵，价钱很高。我对枢府釉的了解全部源于书上的知识，当时是真正意义看到的实物。非常贵，但我很想买。
    然后我就跟这个人讨价还价，中间人就跟我说：“不能跟他讨价还价，他很有钱，是河北第二富，“不是河北首富，是河北第二富，“所以，他不会跟你讨价还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只好把这个盘子买了，花了很高的代价。
    那么，过了很久以后，这个枢府釉一直不被社会所认识，我又碰见了很多比这个还好的，还便宜的。就是我当时当了一个大头。我当大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些感悟。我的感悟就是，自己能够解嘲。就是收藏中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知识，价格波动是正常的。社会的好恶都有是有轮回的，一时这个价位高，一时那个价位高。我们所有的收藏品，没有一种收藏器永远呈上升态势，都是有波动的。那么我赶上一个高峰，我占领了一个制高点，跟着人家走了下坡，我就在上面看着吧！但是下一个高峰的时候对我可能就会有好处。
    明初永乐时候，特别爱烧白瓷，而且白瓷的成就非常地高，被后世称为“甜白釉“。但这名称出现得非常晚，并不是永乐当朝就出现了。永乐当朝生产出来的白釉不叫“甜白釉“。叫“甜白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东西有关。我们今天大家家里厨房里都有白糖，白糖什么时候出现的？十六世纪。在那之前都是黑糖或者说红糖。白糖的出现使人们对永乐白瓷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说这个白度是有一种内心的感受。从那以后才开始叫“甜白釉“。
    永乐甜白釉是白瓷有史以来最高峰，世界各大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一种很细腻的白，能从这种甜白釉的命名中感受出来的一种白度。后来历朝历代都在烧白瓷，但都赶不上永乐甜白。
    入清以后，康熙大量地开始烧白瓷。这时候的白瓷不是单一的白瓷，都开始带有刻工。康熙的白瓷多少有一点闪青，不是很白。白瓷到了雍正以后，白度非常高，几乎是纯白色。雍正本人就非常喜欢白瓷。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拿过一个白釉的僧帽壶。进来就跟我说：“这底下还刻着字呢。“我说：“刻着什么字呢？“他说：“朗唫阁。“我翻过来看了看，我说：“这个字念金吗？“他说：“我反正不认识的东西念一半。“一口字边一个金，我说：“这个字念唫（音银）。跟吟诗作赋的吟是通假字，朗唫阁。“他说：“这朗唫阁哪儿来的不知道。这壶看着胖胖的，不怎么好看，也没有纹饰，白的。“我就告诉他“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朗唫阁是雍正在继位之前自己的私邸，雍亲王的私邸，就是他们家，可见这东西的重要性。“
    收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识要全面。所以，人在收藏的时候要勤快，不明白的就查书。书上有没有，一定有。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从书上查来的。我不比他聪明，我只是比他勤快而已。所以，学习上就非常忌讳犯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犯懒。比如，懒得去查资料，有时候你碰到一个问题，你查资料可能要杳半天，你一懒就滑过去了，可恰恰是这个知识在某一天、某一刻会起作用，会让你受益，可你浪费了这个机会。
    乾隆以后呢，白瓷就变得非常地娴熟。它因为娴熟，它就不追求了。我做起来很容易，非常白，很漂亮。那么，乾隆过后，白瓷就不太作为艺术品种了。
    下面讲红釉。元代就有红釉烧造，跟釉里红同时，但它的存世量非常少。明初，我讲过朱元璋个人的爱好红釉，影响到永宣，红釉就开始成熟起来。宣德红釉在史书上记载非常有意思，它说；“如初凝之牛血。“就像刚刚凝固住的牛的鲜血，就是颜色非常重。它是一种沉着的红色，而不是漂浮的红色。
    我曾经碰见过一个学生。他拿过一个红釉碗给我看。我说：“这东西是对的。“他说“他找别人看了，别人都说不对，拿不定主意买不买。”我说：“这东西肯定是对的。“他说：“你怎么能有这个把握呢？“我说：“书上写了，宣德红釉“色红如日，用白锁口“。什么意思呢？就说宣德的红釉的颜色非常红，但是口沿上有一圈白。你注意过没有？这个碗的口沿是白的。“他说：“哦！是这么一个道理。“过后他又去找人看，他又找人去探讨，抱着这只红碗到处去询问。回来我就跟他说：“收藏最忌讳的就是你这种左右摇摆。你看不懂的时候，应该相信一个你可以相信的人。如果你连这点把握都没有的话，抱着这个碗问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意见，你就要放弃此事。所以，你一定要拿个准主意，即便错了也获得一次经验。“
    宣德以后，红釉就停止了生产了。我们非常优良的瓷器品种大部分都停止在这个时期，只有在明代的少数几个时期偶尔一露。红釉烧造成本高，又不容易控制，一旦技术失传就没有人去再去复烧。
    红釉停烧二百多年后，清代才开始加以恢复。康熙时代的红釉非常有名，最有名的就是郎窑红。郎窑红跟郎廷极有关，我们在前几讲讲过，宫廷派下去的督窑官。郎廷极当时对红釉痴迷，经过反复实验烧造出来一种带有玻璃质感的，浓重鲜红的一种瓷器，以他的名字命名，叫“郎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