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都算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富庶之地。

    因此这三地的乡村自治组织更为活跃，乡绅有钱自然愿意捐助，各种福利性组织，什么善堂了，义学了，救火会了等等组织都能办起来。

    但他们用来包围学堂的组织，则是一个将这些效仿、慈善等组织囊括在内的组织，乡村自治的中坚机构——公局！

    公局本来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就出现了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也有用社学、公约等名称的，他们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比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道光年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年）“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

    这种公局机构发展的巅峰时期，还是咸丰之后的一段时期，主要就是地方不太平，大批乡绅为了保持地方稳定，防备太平军和天地会起义泛滥，捐献大量资金，建立了大批乡勇，这时候他们才开始拥有了相对正规的武力。

    “臣请裁撤团练公局！”

    由于这次事件，正是那些曾经组织过乡勇的公局所为，礼部尚书龙元喜请示朱敬伦，要求裁撤地方公局。

    反倒是刑部尚书罗天池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这是有因由的，因为公局就是龙元喜极力保留下来的，早在朱敬伦扯旗造反之前，他就已经在顺德县规范了地方公局机构。

    龙元喜是顺德乡绅，当时英法联军攻打广州，他在顺德编练了大批乡勇。之后咸丰皇帝担心地方势力做大，不肯给经费，他多方奔走，希望能够保留这些乡勇，一方面有这些武力，是他个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这些人还能保护地方安稳，同时裁撤的话，反而会落草为寇，大大不利于地方太平。

    在龙元喜的努力下，“访各乡绅士，由县札办乡局分理捕务”，在县城设立了团练总局，建立了从县一级到乡一级的公局体系，县的团练总局接办了原本官府主要承担的捕务和捕费等。

    朱敬伦能选择龙元喜当礼部尚书，并不仅仅因为是他是前朝官绅，更因为从中看到了此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尤其是这种创设制度的能力，让他格外认可。

    后来朱敬伦建立大明，这种乡绅公局机构对他能够迅速稳定地方，是起到客观作用的，所以他不但在之后没有取消这种组织，反而推广了这种组织，就让龙元喜主持，在各地建立了县公局，统领各乡的公局。

    这些年来，这些公局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在官府投入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这些公局负担了稳定地方，沟通官府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公局也在制约官府权力，尤其是在县城一级，在缉捕盗贼、司法管理方面，跟各个县衙常有冲突，普遍存在公局滥用死刑现象，因此之前刑部多次要求解散公局，都被龙元喜强势阻挡，认为这是刑部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

    但这次反倒是龙元喜自己要求解散公局了，就是因为这次公局围攻学堂，不但摧毁了相当多的乡村学堂，而且还打死了好几个保护学堂的警察甚至是士兵。这已经形同反叛，龙元喜知道这种组织已经不可能让任何官府容的下了。当年咸丰不肯让公局继续统领乡勇，朱敬伦显然也不可能容得下这种带有武装性质的组织。

    朱敬伦并不急着做决定，反而是让刑部尚书先介绍一下情况。

    刑部侍郎罗天池很快详细的汇报了一遍。

    爆发事件的县，主要是番禺、顺德和香山三县。

    这三县中，香山县由于靠近大海，历来就是公局势力强势的地方，早在乾隆时期，甚至明代，就有地方乡绅组建乡勇对抗海盗的传统，因此他们更善于组织武力。番禺县则是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组建了大批乡勇。顺德县的，正是龙元喜组建的。

    而这次砸毁学堂，打死打伤警察士兵最多的县，则是番禺县。

    番禺县分捕署和各司，下属的茭塘司的南洲局、彬社局、岗尾局、石楼局、赤山局；沙湾司的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所公局，都发生了包围学堂事件，显然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次有联系的集体行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当成叛乱来对待。

    “南海县的情况如何？”

    这三县经济富庶，乡村多是桑葚鱼塘，土地肥沃，城市中也有大量缫丝、织稠等现代工业，但是最富庶的，还是拥有佛山这个不输给广州的商埠的南海县，但是南海县的情况反倒比较好。

    罗天池汇报说，南海县也有包围学堂的情况，但是数量很少，而且在当地乡绅的劝告下很快就散去了，也没有出现打死人的情况。

    朱敬伦点了点头，说起来这次公局包围学堂，其实并不是公局组织集体反叛，而是公局组织自身的失控，显然其中有一批乡绅对官府的教育改革已经不能容忍，但是也有一批人比较理智，不愿意跟官府对抗。

    这些乡绅对教育的怨言，由来已久。几年前，就是他们的怨气，被曾国藩所激发，才兴起了自行办教育的热情。曾国藩名声扫地之后，他们很多都自暴自弃，放弃了那些学堂。但是心中的怨气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积怨更深。

    这两年来，乡村教育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先是五年前，利用曾国藩鼓动乡下乡绅阶层修建了大量的孔庙式学堂，当时一度学童入学率超过了八成，可谓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问题上，牺牲了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威望，一下子变得人人喊打，加上现代传播方式的推波助澜，曾国藩俨然成了儒道的叛徒，曾国藩这面旗帜的倒下，大大影响了乡绅阶层对教育的关心。

    当时掀起了一波砸毁学堂的逆流，朱敬伦后来不惜动用軍队才压制下来，不但接管了这些学堂，而且派下去了受过培训的教师，彻底完善乡村教育。

    朱敬伦以为，是乡绅阶层抛弃了对乡村教育的主导权，所以改革应该不会遭遇抵制。

    可事实上，此举等于是将乡绅阶层，彻底的从乡村教育领域排挤了出去，而他们主持这个领域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千年，这些人的内心有多么失落，甚至会让他们感觉到被时代遗弃的感觉，那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意外了。

    朱敬伦突然发现，似乎是改革带个旧阶层的失意太多，将他们抛弃才产生的矛盾，这是任何改革都很难避免的情况，但却是朱敬伦始终尽力弥补的情况，他总是希望将旧阶层带到新时代，看来至少在教育领域，他失败了。

    朱敬伦心中都不免有些失落。

    但他同时又有些感慨：“闹到现在这样子，虽说滑稽了一点，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而不是耻辱。”

    他自己都没想到，教育问题闹到最后，竟然出现了暴力对抗现象，在欧洲发生不了这种事，在日本也发生不了这种事，但是在中国发生了。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家对教育权力的争夺，这本来就说明了教育在这个国家的意义。毫不夸张的说，教育对这个民族，是带有其他国家对宗教的那种感情的。

    因为重视，所以才都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观念来控制教育的话语权，才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这不是愚昧，不是保守，而是一种信仰，当年满清动了汉人的头发和衣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试想当时如果满清敢动教育，恐怕引起的反弹不会比剃发易服小，让中国人不穿宽袍大袖，让中国人留辫子，他们会造反，让他们不说中国话，不写中国字，他们更会造反。

    这才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在，他们极为看重文化。反观全世界各国，普法战争后，都德写了一篇《最后一课》将被割让给普鲁士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法国人，以后不能写法文，说法语的那种失落表达的淋漓尽致，但是这两地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却没有因此而爆发起义。

    日本人统治了东北和台湾之后，开始大肆推行日语教育，废除中文教育，但是大量民间力量自己办教育，甚至大批人往内地逃亡，就是为了保持子孙后代中文教育的权力。新加坡在李家时代，废除了华文教育，遭遇的批评同样不少。但依然无法阻止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家长让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跟大陆的奥数热情似的。

    所以几千年来，国家政体有被灭亡的时候，但是中国文化始终保存了下来，同样被蒙古帝国灭亡的许多中亚古国，后人只能在地下挖掘他们过去的印迹了。

    至于公局攻击学堂的行为，主要问题不是乡绅阶层的不满，主要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有能力攻击学堂，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攻击学堂。

    这才是朱敬伦更关心的，他们今天可以攻击学堂，明天就能攻打官府，后天就能够攻打京城，这是处在变革期的国家不能够承受的。

    “那些乡勇是该裁撤了。”

    朱敬伦叹了口气，之前这些乡勇没有裁撤，而是改组成了缉捕盗贼等维护乡村治安的力量，可只要是力量，就不光能用来维持治安，也能用来破坏治安。现在看来，乡绅阶层还没有那么理性，他们没有谨慎使用军事力量的自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