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经济增长是拜战争赔款所赐，这有一定的道理，但直接来分析的话，甲午战争赔款主要用到了军事领域，因此军事工业的增长或许直接受益，看是甲午之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并不是军工生产，而是民用领域。
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永远不变，那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点不缺，资本甲午战争体现在资本方面的，主要是日本通过赔偿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同时形成了一个有七百多家现代银行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市场的变化，日本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短短几年时间，日本的棉纺织品就在中国市场上把英国货取代了，英国产品成了专门供应城市中上层消费者的高档品，而中低端则被日本企业所垄断，垄断的背后，就是日本工业化不断扩张的情况。
大明经济发展，跟打开了满清的大市场不无关系，通过修建两条铁路，将大明的商品，一路能够送到满清内陆，而且通过救灾，确实收买了大批人心，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明救的，这种潜意识中的好感，会带来方方面面刻意为之所达不到的效果。
另外铁路通往山西之后，跟晋商的网络对接，通过晋商的网络，将商品运到西北、西南等大明国家力量渗透不到的地方，更是延伸了铁路的影响力。
还有东北的开发，这也是一个大市场，在东北有垦不完的土地的情况下，当地百姓不可能顾及到家庭手工业，因此他们专心生产粮食、大豆等产品，分工程度比较高，各种物品的商品化程度就比较高，这是比较分工的优势，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市场，有一千多万经济较好的农民，不断的消费大明商品，给大明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投资者的心态，过去在幕府时代累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商人、大名，在整个明治维新前期，其实是很不适应的，有的特权商人失去特权后破产了，大多数则靠着积累过日子，少有向现代工商业投资的。
这些人其实掌握着雄厚的势力，不止是金钱方面，还有人脉方面，渠道方面和影响力方面，日本相关文献都表明，在1890年代末期，日本的旧富豪们才放开了心态，开始大胆的投资于新兴产业。
这其实就是朱敬伦一直以来想做的扭转旧精英阶层的意识，推动大明的新贵族和容克阶层的政策。
现在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了，在二十年持续不断的鼓励乡绅兴办工商业，主要是茶业和缫丝业，让乡绅阶层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工业乡绅，这样的工业乡绅，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多办了几家工厂，而在于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打消了更多人对新兴工商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
顺德县有温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带动，工业发展的就始终比南海县要好，哪怕南海县有工部尚书家族使劲推动，但在民间的推广，始终都遇到很大的阻碍，显然对旧阶层世界观的扭转上，新朝的工部尚书还比不上典型的旧式官宦人家，三代京官的温子绍家族。
通过调查，朱敬伦发现，很多观念是转变了，但是跟本土思想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朱敬伦想都想不到的变化。
乡绅办厂是和普遍的，但是还有一些地主乡绅是通过高价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办厂，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这算是一种转变，这两种转变都还算正常，不太常规的是，有一种当地宗族乡绅建好工厂后，不自己运营的，而是直接将工厂租给资本家经营，自己收取高额租金的现象，而且还很普遍。
比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自己不经营缫丝业，却创办了一个建业公司，“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的安全：“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欵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他们家族集资办厂，却将工厂出租，有出租给外人的，也有出租给本族人的，建厂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过去就是出租取息为目的，是某一代发迹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比如伍秉鉴分家的时候，就将数百万两的固定资产划到公堂作为祭祀产业。
现在这些宗族根据老传统，将工厂当作过去的土地一样，看成了一项生息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呢，普通的利益绝对办不到，根据行情，地主们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0%。“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且以风俗习惯种种关系，故鲜有以私人名义投资建筑丝厂者。”
显然每年能收回投资额的一成作为固定的租息，这比出租土地耕种要高的多，高到他们可以改一改传统观念的地步了。
可资本家凭什么心甘情愿每年都拿出这么一笔丰厚的利润交给当地宗族作为租金呢，他们自己买地建厂不更划算吗，事实是，他们做不到。
复杂的农村社会，还牵扯到一个地方保护问题，大到土客械斗双方争学额，争土地，小到两个村子争水，都是这种地方保护的体现形势。
一个在乡村没有深厚背景的商人，想在乡绅的地盘上搞经营，不得到这些大家族、大宗族的支持，难如登天。所以这种高昂的租金背后，还有一种向人家买准入资格的味道，甚至说不好听点叫保护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宗族会以祠堂的名义要求“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这种保护费还不仅仅体现在高昂的租金上，还有其他地方保护主义存在，调查还点出，在有些地方“地方豪绅，宗族长老，对丝厂选地必昂其租；迨建成后，有说其烟囱有碍风水，施以勒索；对丝厂所有蚕蛹要由当地包销，……等等。”
有的地方豪强乡绅，用高昂的价格出租土地或工厂给商人之后，还不满足，还要继续勒索，目的是对丝厂的蚕蛹进行包销，这跟后世国家修铁路、公路等工程经过某些村庄，就必须雇佣当地的村长或者书记做工头，工程才能顺利进行下去是一个道理。
除了租金、包销蚕茧等项目外，地方豪强的盘剥手段还包括向工厂征收捐税。有些丝厂经营者必须缴纳名目繁多的捐款，如桑捐、茧捐、蛹捐、过节捐等；土豪向缫丝厂收取保护费，每个水盆每年十元；丝厂经营者在其他地方收购蚕茧、招募工人时也会被迫交纳一定的保护费；土豪还在桑市和蚕市上征收服务费，用这笔收入资助地方公局。
这种暗含黑帮性质的勒索包销等现象，显然对工商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大明使用机器取代手工作业后的巨大效率提升，还能满足这些层层剥夺的利益体，可一旦效率红利吃完，这些乡村工业将无以为继。
但这些勒索性质的现象，却都是因为乡村自治的传统习惯使然，朱敬伦跟这种习惯已经斗过多次了，每次都会流血，过后依然如故。修铁路如此，办教育如此。所以他不打算在目前工业发展不错的时候，动这些宗族的利益。老实说乡村自治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对乡村宗族自己的保护就很有力。从陕西传回来的消息称，陕甘回乱让富饶的关中平原遍地荒芜，只有少数豪强得以保存，在面对以严密的宗教组织起来的回人，当地只有以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大宗族才能生存，那些杂姓村子，早在第一波种族屠杀中就被清洗了。
大乱之后，关中平原留下了一个个诸如，“张家堡”，“周家堡子”之类的村庄名称，显然他们都是以军事性质的土堡为保护才残存下来的村子，而这样的土堡绝不是个人能够支撑起来的，必然是一个个大宗族的集体行为。
当然乡村有这些不好的现象，也有一些朱敬伦比较能够接受的现象。
比如有些宗族为了保证机器缫丝业的利益，乡绅开始纵容之前不能容忍的某些离经叛道行为。比如开始放任甚至鼓励自梳女群体的壮大，以保证机器缫丝业能够得到足够的女工，持续发展。
所谓自梳女是广東地区一种特有的现象，很多女孩子不愿意结婚，主要是出于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恐惧，担心受到丈夫、婆家的欺负，于是将头发梳起来，宣布成为自梳女，一辈子不出门，也有自梳女自己形成某些义堂称之为姐妹会，一群丁克女子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并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本来这种现象是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相违背的，结果为了利益，有的为了家族的丝厂有源源不断的女工，有的贪图女工们不断给家庭带来的收入，开始觉得女儿不出嫁也不是什么坏事了。
于是有些宗族不但默认族中女性当自梳女，甚至开始鼓励她们，“观念上的障碍一旦被克服，有的宗族甚至建设姑婆屋，出租给姐妹会成员居住；修筑贞女祠，以供奉那些未结婚的宗族成员的神牌。”
为了女工的工资，修建贞女祠，用传统道德忽悠女工不嫁人，这种为了利益滥用道德话语权的行为，朱敬伦是极为鄙视的，但他受触动的是，在现代工业带来的利益冲击下，传统道德和观念，竟然能够从如此深度进行转变，这让他开始相信工业革命的力量，是能够扭转中国最顽固的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当中国传统文化开始适应工业化后诞生出来的新的文化，那才是真正的工业时代的中国文化，是不会像后世那样，强行嫁接了太多西方的现代文化，而跟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思想冲突总是不断爆发的。
朱敬伦之所以默认了乡村自治对商人的勒索性租金、捐税等陋习，也是相信市场本身的力量，最终会扭转这种现象，从长期来看，商业是流动的，他们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忍受这种不太合理的勒索，一旦他们觉得不合理了，他们自然会退出，自然博弈之下，自然是那些行为方式更自律的宗族能持续的得到工商业的利益，不管是自己开办工业也好，向商人收取合理的租金也罢，竞争博弈的最后，肯定会出现最有效率的利益集团占据绝大部分份额。
朱敬伦不打算干涉这种博弈的过程，因为这是乡村自治自我调整的一部分。
工业革命是一种革命，工业的利益冲击下，各阶层不断的转变自己的观念来适应工业时代的发展，连最传统的乡村社会观念都在改变，那些旧时代的富商没道理不改变，他们才是最有实力的一群人。
所以明治维新三十年后，旧富豪转向新产业的现象，在大明也出现了。
过去经营传统土布的，开始常识买机器办工厂，生产机织布。过去经营粮油生意的，开始买机器开榨油厂。
而旧时代的富豪们，也开始把银子从地窖里挖出来，投入了新兴产业，有不少山西的土财主，向当地官府申请在山西挖煤矿，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大明，则有一批十三行时代发财的，已经转型为耕读传家的商人家族，悄然再次投入了工商业，这是一股超乎寻常的经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