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国以来，言论就相对自由，客观上来讲，由于香港的存在，大明无法封锁所有的自由舆论，无法做到日本那样的严格新闻管制，主观上来讲，朱敬伦认为，舆论的引导和批评，有助于老百姓的现代性启蒙和释放社会矛盾压力。

    你让人说话总比不让人说话的怨言要小的多。

    而且这些年朱敬伦通过巧妙的周旋，始终让政府处在中立位置，并没有成为舆论批判的重点。

    大明的舆论其实很有意思，最先开始办报的是一批新派人物，他们掌握了十多年的媒体话语权，后来传统士大夫也开始介入创办报纸，尤其是教育改革期间，新派对乡村士大夫进行了密集的文化垄断批判之后，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动办报，跟新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大论战。

    他们围绕了大量思想和意识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主要集中在西化和变革上。

    一批新派报纸已经开始了全面西化的鼓吹，而老派报纸则强调中国道德文化的优越。

    两派谁也说不了谁，比较折衷的态度，还是满清洋务派那一套。

    就是不能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可以在技术方面进行引进。

    就如沈葆桢说的：“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

    士大夫极力反对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你连中国人的性情都变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这些大论战中，政府始终保持沉默，很好的将自己孤立于舆论的漩涡之外。

    这跟日本截然不同，日本新闻管制很严格，但是私下的各种传单去十分流行。

    而且日本民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的呼声，民间有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物鼓吹，官方有大隈重信这样的大臣推动，民间各种改革派要求模仿英国进行立宪、制定议会的人物到处演讲，很受日本学生的欢迎。

    日本之所以从开国就出现了要求西化的声音，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受到传统束缚比较轻，所谓船小好调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打到了一批高层精英，之后政治斗争又清洗了一批政治人物。这些人进入民间之后，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反对力量的骨干，西化不过是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而大明没有经历过激烈的权力斗争，朱敬伦执政前广東官场上掌握权力的，是一群外地的文官，这些人在本地没有形成错综复杂的地方势力，无法拧成一股绳，乡村士大夫阶层虽然保守，但却缺少高层精英作为主心骨，因此反对力量始终是分散的，对政府形不成威胁。

    没等乡村士大夫形成反对势力，大明又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与新派一起，开始在民间制衡反对派。

    而且大明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还是借助了传统势力对新派势力的制衡，才得以牢牢掌控权力，推行各种必要的改革。

    因为如果真的早早立宪、议会的话，这种权力分散，内部政治倾轧的模式，会让改革变得迁延日久，甚至出现反复。

    借助老派和新派之间的对立，让他们在报纸上相互争辩，释放社会压力，让知识分子从中启蒙，让他们自己判断好坏，政府则以中立的态度，进行了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上的大量改革，而始终没有遇到强力的阻碍。

    但这一次政府真的遇到了麻烦。

    因为新旧两派，在对美国战争这一点上，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反对战争。

    不是他们爱好和平，而是认为这是一场非必要战争，美国侵犯华人的权益，大明也应该以相通的方式制衡，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

    这主要还是因为几年前刚打了一场短期内看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将法国逐出越南，老百姓没有看到半毛钱好处，期待的赔款也没有一分，反而购买法国的殖民地还掏了一笔钱，为了越南人伤亡几十万大明士兵，尽管赢得了道义上的荣耀，但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看重实利的百姓的胃口了。

    这场对美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受人欢迎，而且很快大明连对法战争中仅有的成果，马达加斯加都还给了法国，更是让人不满。

    其实舆论之所以如此不满，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始终忽视舆论的声音，而舆论在战争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不管是老派还是新派，从来都认为，大明战争的第一方向就是北伐。

    新派认为统一民族是大明最紧要的人物，老派认为一统江山才是改朝换代最大的宿命。

    结果大明政府的北伐遥遥无期，也始终不制定北伐的时间表。

    反而朱敬伦提出过通过和平谈判统一国家的愿望，还被一些大胆的报纸批评为皇帝的一厢情愿和妇人之仁。

    他们拿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和平手段是不可能完成民族统一的，在现代社会，唯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那些僵死的腐朽政权交出权力。

    老派也距离，古往今来，除了飘渺的三代之时，就没听闻有过和平禅让的成例，即便有，那也是个别野心家的政治游戏罢了，汉天子禅让曹魏，不是曹家以兵向要挟岂能成功，赵匡胤逼迫柴家孤儿寡母禅让，更是不知连词，大明皇帝想让满人禅让，不北伐，怎么可能？

    他们都想要北伐，可朱敬伦担心发生巨大的地政缘治崩溃危机，始终在等一个有巨大缓冲机会的时机，那就是等一场世界大战，可知识分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染了民族主义的他们，就认定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将一个民族统一进一个国家，而不是四处征战，抢夺殖民地或者为了商业利益动用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明对美国战争，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名族主义引导，大家战前普遍对美国没有好感，但让老百姓抵制美国货可以，让老百姓去打砸美国商人的洋行可以，让老百姓支持对美国战争，老百姓觉得不可以。

    随着战争的进行，反战的舆论就越强烈，已经习惯敢说话的大明报纸，什么话都敢说，他们甚至认为这场不和民心的战争，就是因为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新派大肆呼吁要建立议会制，广泛征集民意，让议会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

    这种立宪议会的民主声音终于在大明形成了气候，老派第一次没有站出来反对，保持了集体性的沉默，让政府再也不能孤立于舆论漩涡之外，必须直面舆论的压力了。

    舆论除了这种声音之外，还要求政府立刻结束战争，制定统一国家的时间表，哪怕是谈判统一，也应该跟清政府谈判，而不是一再的拖延。

    由于民间舆论的反对，政府招兵工作都很难进行，因为报名参军的人太少了。整整一年时间，招募的士兵竟然不足二十万，这对于庞大的大明人口基数来说，招兵显然是失败的。

    如果此时推动征兵制改革，强征兵员的话，不止朱敬伦担心了，整个文官政府都担心会造成社会动乱。

    而且朱敬伦还发现，发动了这场战争之后，他一向不错的威望也受到了影响，少量敢于批评皇权的报纸第一次没有得到守旧派的集体围剿，这让他个人感到失落的同时，也开始担心皇权对这个国家的平衡作用，一旦皇权无法在变革时期成为沉甸甸的承诺维持平衡，那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的总崩溃，比如俄罗斯帝国那样的命运，朱敬伦并不担心他个人的命运，他担心的是整个国家的混乱，会让国家失去世界大战这种改变世界大格局的机会。

    但这场战争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削弱美国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谋求更大的利益，这是最大也是唯一的潜在竞争对手，不称现在他还没有羽翼丰满就扼杀他，等他彻底成长起来，大明就拦不住了。

    但国内招不来兵的情况，让朱敬伦头痛了很久。

    “去北方招兵。我们是一个民族，将来也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组建一支军队呢？”

    朱敬伦突然思维开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去北方招兵，去满清的统治区招兵，这会造成什么政治后果，政府无法预计，如果因此而让满清跟大明开战，政府其实并不怕，正好趁机灭了满清，其实民间的舆论，也是政府官员的心声，统一天下，对文官的影响，比民间的士大夫更强烈，民间不过是感情问题，对他们则是实实在在的功业。

    哪怕从私心来讲，统一天下之后，武将拿功勋，文官得官位，一个统一的中国，高级职位显然比现在多的多。

    “不仅要去北方招兵，还可以从殖民地招兵，从南洋地区招兵，从美洲招兵。这次战争是为了保护海外国人的利益，相信海外国人会更加支持一些，也应该更加支持一些。”

    朱敬伦继续建议道。

    只是有人有些担心：“陛下，那阿拉斯加也要招兵吗？”

    已经很少对政治发表直接态度的方山忧心忡忡的问道，他之所以会如此忧心，是因为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内情，一旦阿拉斯加动荡太大，很有可能让哪里崩溃，因为哪里有一个盘踞了很多年的野心家，朱敬伦的老丈人张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