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铸大钱
近日银贵钱贱，官民交困，群思补救之方计，惟有请铸大钱，尚是通变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广西抚任，即经切实上陈，为户部议格不行。复缘江苏抚任引疾得请，附谢恩摺内上陈，则留中未发。近闻京中台谏亦有请铸大钱之摺，上曾向枢廷索取余原摺呈览，又闻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抚悉心妥议，而迄未见有切实敷陈者。昨安徽王晓林中丞植，向吴红生太守索余两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即系申明前疏未尽之意，且系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经部议，各省周知，因即录副与之，而索阅者愈多，遂钞付手民如左以应之。其词云：窃谓今日银价之贵，固由银少，亦由钱多，钱非能真多也，由于私铸之钱充斥，遂至银、钱两不得其平。臣窃以为今日变通之计，莫如筹钱之有余，以补银之不足，银之产有限，铜之产无穷，考《禹贡》“惟金三品”，铜实与金、银并重，当王者贵，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古者泉刀之设，皆取资于铜，周时圜法，轻重铢两虽不可考，然观其遗制，有径尺者，有数寸者，可知当千当百，自有等差，而历代值钱法之穷，因之有大钱之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即外国之大钱也，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利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大钱，何如用中国之大钱！惟利之所在，私铸在所必防，然防大钱之私铸，较之防小钱为易，但须轮廓分明，刻画工致，磨洗淳净，多用清、汉文以经纬其间，品愈贵者，其制愈精，则伪造者不难立辨，即如今日洋钱有洋铸、土铸之分，民间一目了然，则大钱之官铸、私铸，又何难了如指掌？且钱质精好，工本不轻，私铸者无从获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后将民间旧有私铸之小钱，随地设局收买，以备改铸大钱之用。其大钱之等差，或酌用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分为五品，仍令与制钱相辅而行。查现在一钱之重，不过一钱二分，惟当十大钱不必用十钱之铜，当百大钱不必用百钱之铜，制造虽精而工本不致过费，铜亦日见有余。此法一行，将民间旧积之私钱并外国所来之洋钱，皆当自废。查新疆钱法，旧以五十普儿为一腾格，今定以百普儿为一腾格，每腾格直银一两，即合于古者当十之大钱，当日定制，似即因银少之故，迄今行之，并无格碍难通，则内地又何妨仿照办理。臣愚昧之见，所论似骇听闻，然于古有据，于今为宜，诚使大钱之法一行，则天下之铜皆将与银同贵，可使旬日一月之间财源骤裕，何虑而不出此？或谓大钱之行，后必有弊，此则全视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开，亦孰敢保其无弊？应请饬下亲信重臣，会同部臣，博考旧章，从长计议。凡立法不能无弊，而理财全在用人，得其人则弊自轻而利自重，否，则如广东之六百万银，徒以资寇而毫不见功，岂不重可惜哉！
请行钞法
昨闻有请以人家赤金济银之不足，并申金器首饰之禁者，尚未知部议如何，余谓银虽不足而金则如故，若并此而括索之，藏富于民之谓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银于夷，然其事未尝不繁重难行，若变为通金于夷，则简便莫过于此，其势将有莫之能御者矣。于是又有以开矿为生财之源者，又有以行贝为助银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无已，则不如请行钞法之为便。行大钱有利而不能无弊，行钞法亦有利而不能无弊，而集事之易，钞法较胜于大钱。忆余官京师时，闻蔡生甫学士以奏请行钞镌秩，尝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备载顺治八年曾造钞十二万有奇，至十八年因国用充裕而止，学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于议实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说，未始不“犁然有当于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无工匠之奸偷，八曰无盗贼之窥伺，九曰不用钱，用钞，则铜悉可以铸军器，十曰钞法行，则民间贸易不用银，天下之银可尽入内库。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或变为大钱，或变为钞法，实为今日之亟务，皆足以充财用而致富强，若长守而不变，则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届矣。近在江南读王亮生学博所撰《钱币刍言》，至详且确，谢默卿郡丞又稳括为《钞贯说》，至简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书具在，毋庸赘述，惟近许辛木农部又著《钞币论》以辟之，则不过斗妍骋巧于文字间，不得谓后起者胜矣。
开矿议
矿利之兴古矣，《周礼》有[a040]人之职，[a040]即矿也，“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后代厂税之始。《汉书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银，后魏延昌中，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矿，又恒州白登山有银矿，唐贞观初，侍御权万纪奏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东汉刘承钧国用日削，五台山僧继容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赖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岁入银十四万余两，真宗天禧末，天下岁入银八十八万余两，神宗元丰初元，冶银二十一万余两，金世宗大定间，许民采银，二十分取一为税。明洪武间，陕西商县有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有银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温、处等属有银场，永乐间福建浦城县有马鞍等银坑三所，贵州有葛溪银场，€南（此下疑脱一“有”字）大理银冶，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今人无不言开矿有害者，大都鉴于前明之用宦官监收矿税耳，不知委用宦官，则凡事皆有害，何独开矿？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禁开矿，上谕曰：“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处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两广总督奏英德县铜坑炼出银，该县洪祭矿出银过多，请封闭，上谕曰：“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圣谕，仁义并行，固不欲兴利以扰民，亦未尝闭地而塞利。嘉庆年间，英煦斋师亦尝抗疏云：“中国银有日减，无日增，安得不短绌？则莫如取诸矿厂，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即使官吏难保侵渔，富商或饱囊橐，总系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且可养赡穷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未始无益。”皆通达政体之言，非迂儒所能识，斯固筹国用者所宜体察而施行也。
行贝议
行贝之议，尤骇听闻，特齐民狃于目前习而不察耳。今民间贵重之物，皆曰货宝，贸易之事，皆曰买卖，其字无不从贝，可见古时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没其名。考职贝之贡，自夏时已然，《仪礼》之“江贝”，郑氏注云：“贝，古以为货。”桓宽《盐铁论》云：“夏时以元贝。”谓夏以贝为币也。《汉书食货志》：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幺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朋。又分贝货为五品。大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以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以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谓货贝五品。至秦始废贝用钱，汉时犹钱、贝并用，晋以后遂不行至今。窃谓物之贵贱，视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贝，则上以是令，下以是听，即与银同。近人有用贝五美之说，其一曰遵圣，赞曰：贝之为物，载于圣经，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复古，赞曰：贝之为物，中古所宝，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赞曰：银曰纹银，贝曰文贝，美在其中，采发于外；四曰无伪，赞曰：钞之难行，人为易伪，贝出于水，实生于地；五曰便民，赞曰：钱重银轻，可以致远，贝亦如银，便于流转，数语尽之矣。
英夷
英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英船在黄浦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弗阑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浦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鸦片
近日英夷就抚而雅片之禁渐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于是留心国计者佥议，请令各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且罂粟浆之成鸦片，其毒究不如乌土、白皮之甚，则吸烟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渐挽救，其用心可谓苦矣，其设想亦可谓周矣，然究非政体之所宜，即陈奏亦恐难邀俞允。愚谓为今之计，则不如仍用前许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摺，奉旨交广东大吏会同妥议，不知彼时如何覆奏，未见施行。今节录其原摺如左，以备采择。云：为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请变通办理事。窃照鸦片烟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应其时，谓之上引，则废时失业，莫此为甚。甚者气弱中干，而灰齿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查鸦片烟之品有三，一曰乌土，一日白皮，一曰红皮，皆英咭利属国所出，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每百斤税银三两。其后遂入例禁，嘉庆初年食鸦片者，罪以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项；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嘉庆年间每岁约来数百箱，近竟多至二万余箱，乌土为上，每箱约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洋银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洋银四百元，岁售银一千数百万元。以库平纹银七钱计算，岁耗数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由是洋银有出无入矣。夫以中国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可言。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计，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余万两之税银，然西洋诸国通市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惟英咭利耳，乃因英咭利而概绝诸国之互市，则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将何以处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成廛，内洋商船皆得转致，又从何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随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已不少，是但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道光元年两广督臣阮元，曾严办澳门屯户叶恒澍夷商一案，继任督臣卢坤，亦曾拿获梁昌荣一案，起出烟泥一万四千余个，格杀生擒者共数十人，并将窑口匪徒姚九、区宽等籍产入官，查办非不认真，而此害终不能戢。盖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揆其鬼蜮技俩，法令亦有时而穷。更有内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夺，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行贿，谅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有犯被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充公。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或效职趋公，或储材待用，岂可听其沾染恶习，至蹈废时失业之愆！惟用法过严，转恐互相容隐，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宽之正所以严之也。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岂无毒性，从未闻有禁之者，且弛禁仅属愚贱无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万余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事，诚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谨以上闻，伏乞密饬粤省督抚及海关监督，确查以上各情节，如果属实，速议变通办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国计。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水雷
粤东近传咪利坚国夷官创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潜至敌人船底，借水激火，迅发如雷，虽极坚厚之船，罔不破碎。粤省洋商潘姓者如法制造，凡九阅月而成，曾经将水雷器具二十副赍京，恭呈御览，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隶总督、天津总兵会同演试，旋据覆奏：于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会同演试，用径八寸长丈六杉木四层扎成木筏，安于海面，坠定锚缆，将吃药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待时四分许，轰然一声，激起半空，将木筏击散，碎木随烟飞起，其海面水势亦围圆激动，洵为火攻利器云云。并纂成《火雷图说》进呈刊布。窃谓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创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涛汹涌，此器如何能恰到敌船之底，又恰能使敌船浑然罔觉，坐待轰击，则皆非瞀儒浅识之所敢知矣。
炮考
《归田琐记》中有《说炮》一条，颇中今日情弊，而炮之缘起，未之详也，或以为问，余乃摭拾所见各书告之曰：炮字俗作包，潘安仁《闲居赋》“炮石雷骇”，其最先见者矣，李注：“炮石，今之抛石也。”然《说文》无“炮”字，“”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追敌。”是许氏以“”为“炮”。
《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自后人有火炮之制，俗遂从火作“炮”字，非也。火炮之用，始见于宋杨万里《海蝤船赋》，序云：“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欲济江，虞允文伏舟七宝山，舟中发一霹雳坠炮，坠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霞，眯其人马之目，金兵大败。”然此乃纸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炮子为攻击之具也。炮之用铁，始于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炮攻城，始于元世祖得回回所献新炮，以攻破襄阳，名曰襄阳炮。明永乐间平交址，始得神机枪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机寇广州，指挥柯荣御之，贼败遁，官军获其二舟，得其炮，即名为佛郎机，详见《明史纪》。又《兵志》云：“佛郎机炮式，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数百斤。”炮之用铜，始见于此。至我朝天聪五年，始造红衣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将军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将军炮，详见《皇朝礼器图式》。造火药法，《百金方》中所载颇详，盖硝、磺、炭三者，皆须研得极细，必捣至万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条，以细如笔管者为妙，必去皮去节，带皮则烟多，有节则易炸也。制好后，必须放手心燃之，药去而手心不觉热者，方为合式。余提兵上海时，苏州局员来缴新制火药，余嫌其未净，令以手心试之，委员皆缩手不前，曰：“前缴药时，皆不如是。”余曰：“此试火药定法也，然则前此收药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驳回，令其再捣，再缴时，以白纸铺棹上试之，药去而纸绝不烧，于是众始叹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黄岗吴德芝有《天主教书事》一篇云：“西洋国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其术长于推步象纬，使之治历，颇有奇验，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庙，曰天主堂，宏丽深邃，人不敢窥，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细民愿归之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者受之，名曰吃教人，按一名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中列十字架、刀、锥、钩、槊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ト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炙，妇女亦倮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殓，尽驱死者血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殓，殓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后裹以红布囊，曰衣胞，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殓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生前与银四两，正为此也，故死时不使闻知。若不听其殓法者，谓之叛教，即令多人至其家，凌辱百计，权四两之子母而索之。穷民惑于此，每堕其术中，而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皆幸其炼术可得，相与尊信之，称之曰西儒，而其主如所在地方，必与其长吏相结，厚馈遗，有事则官长徇庇之，以故其教益张。所刻《口铎》一书，其言谓万物主于天，而天又主于天主，一概圜坛方泽、光岳祀典、宗庙祖考，皆极其唾骂，而惟一心致敬天主。又言自无始以来，倘非有天主操持焉，则天久倾颓、地久翻覆矣。又言天主之神，则生于汉哀帝十四年，其说之狂悖如此。工绘画，虽刻本亦奇绝，一帧中烟云人物，备诸变态，而寻其理，皆世俗横陈图也。又能制物为倮妇人，肌肤、骸骨、耳目、齿舌、阴窍无一不具，初折叠如衣物，以气吹之，则柔软温暖如美人，可拥以交接如人道，其巧而丧心如此。康熙中，黄冈令刘公泽溥深恶之，议毁其庙，逐其人，胥吏有从其教者，惩以重典，不旬日而上官下檄，反责以多事，盖钱可通神也。雍正二年，浙江制府满公上言其恶，朝廷纳之，礼部议覆：奉旨西洋人除留京办事人员外，其散处直隶各省者，应通行各该督抚转饬各地方官，查明果系精通天文及有技能者，起送至京效用，余俱遣至澳门安插。其从前曾经内务府给有印票者，尽行查送内务府销毁。其所造天主堂，令皆改为公所。凡误入其教者，严为禁谕，令其改行，如有仍前聚众诵经者，从重治罪。地方官若不实心禁饬，或容隐不报，如之。三月，奉通檄尽逐其人，以其堂为义学、公所，百年污秽，一旦洗濯，因喜书其事”云云。按：此事在雍正初，至今刚逾百年，而其焰复张，甚为可恨，因录旧事，以正告夫当事主持者。
均赋
余藩牧吴中时，目击田赋之重，曾有均田之议，旋以引疾归里，未及上陈，附见其说于《退庵随笔》中。盖亦国初人有此议，曾见其书，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说究有难行，我朝一视同仁，究未便为此挹彼注兹之请，而同辈中，亦有窃笑其迂者。近读梁绍壬《秋雨庵随笔》，所载一条，较为平允，胪陈原委，亦更详明，因亟录之，以资决择。其略曰：“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赋重于他处，人皆曰，此明太祖恶张士诚、陈友谅，因而仇视其民也，而实不尽然。盖其害实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叶，复摊官田重赋并于民田，遂贻祸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输租，民田纳赋，输租故额重，纳赋故徵轻。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诸州，积水新退，田多旷业，当时在廷计利诸臣，献议募民耕种，官自收租，谓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没。蔡京、王黼、韩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尽属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广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张氏窃据有吴，又并元妃嫔亲王之产入焉。明祖灭张氏，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明祖既怨张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额定赋税。正统时，巡抚周忱奏请减官田额，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议格不行。嘉靖中，嘉兴知府赵瀛，请以官田重赋，摊于民田而均之，赵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税额悬殊，故创并则之议，不知官田自当减赋，民田不可增赋，同时苏、松亦仿其议，奏请允行，自是官田之名尽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赋。我朝平定江南，以万历时额赋为准，时已无复有官、民之分，但官田虽减，犹未为轻，民田既增，弥益其重，然则江右南昌、袁、瑞浮粮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额未除，苏、松、嘉、湖浮粮所以难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额既去，均于民田之赋，竟指定为正供，不复推求往时摊之故。韩世琦、慕天颜先后披陈，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苏州额征银三十万两，松汀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除苏州额征银二十万两，民力固可稍舒，然旧额太重，虽屡减仍无益也。如有为民请命者，诚能缕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则无此重赋，明不摊民田，则亦无此重赋，为今之计，莫若均赋一法；请即以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早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较常、镇赋额，则每亩浮加几倍，宜查常、镇之额，按其最重者，定为苏、松、嘉、湖之赋，则用以指陈入告，以普朝廷惠爱东南氓庶之至意，则百世蒙其福矣。
斛制
今之官斛规制，口狭底阔，起于宋贾似道，元至元间，中丞崔言其式口狭底阔，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世，至今沿之不改。盖斛口小，则斛面或浅或满，盈亏固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贾虽奸相，而此一物规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赦令
谢梅庄曰：自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其后孔明惜赦，孟光责赦，而文中子乃甚其词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夫赦者，先王仁政之一，盖愚民当创惩之后，未必无悔悟之心，而人主除已往之愆，亦与民更始之义，但当以数为戒，不必以无为美也。秦皇两世，不闻有赦，唐德宗之季，十年不赦，而陆宣公、阳道州皆死于贬所，此三主者，刑何尝平哉！
科目
近日捐输之例，层见叠出，无识者流，乃窃窃忧之，以为此风不止，必有碍于科目，且恐将来废科目之说，或由此而开，则断断不然。捐输自捐输，科目自科目，不能举一废一，且恐转瞬即有停捐输之事，而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客不闻乾隆初有废科目之疏乎？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疏云：“科举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赝辞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不过百余，少者仅止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就题敷衍，无所发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云云。奉旨饬议，时鄂文端公为首相，力持议驳云：“谨按，取上之法，三代以上出于学，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科举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则皆出于时文。三代尚矣，汉法近古而终不能复占，自汉以后，累代变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毁誉出于一人之口，至于贤愚不辨，阀阅相高，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者是也。科举之弊，诗赋则祗尚浮华而全无实用，明经则专事记诵而文义不通，唐赵匡举所谓‘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当官少称职吏’者是也。时文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乎因时而补救之。苏轼有言，观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责实。盖能责宾，则虽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奋兴；若专务循名，则虽高言复古，而法立弊生，于造士终无所益。今舒赫德所谓时文、经义，以及表、判、策、论，皆为空言剿袭而无所用者，此正不责实之过耳。夫凡宣之于口、笔之于书者，皆空言也，何独今之时文为然？且夫时文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一概訾毁也。盖时文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今徒见世之腐烂抄袭，以为无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等，以及国初诸名人，皆寝食经书，冥搜幽讨，殚智毕精，殆于圣贤之义理，心领神会，融洽贯通，然后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而后乃称为文，虽曰小校，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经文虽与《四书》并重，而积习相沿，慢忽既久，士子不肯专心肄习，诚有如舒赫德所云，数月为之而有余者。今若著为令甲，非工不录，则服习讲求，为益匪浅。表、判、策、论，皆加核实，则必淹洽乎词章，而后可以为表；通晓乎律令，而后可以为判；必有论古之识，断古之才，而后可以为论；必通达古今，明习时务，而后可以为策。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原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可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若乃无大更改，而仍不过求之语言文字之间，则论、策今所见行，表者赋颂之流，即诗赋亦未尝尽废，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所为帖括者，则又仅可以资诵习，而于文义多致面墙。其余若《三传》科、史科、明（原误为名）法、书学、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驳杂芜（原作无）纷，或偏长曲技，尤不足以崇圣学而励真才矣。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我皇上洞见取士源流，所降谕旨，纤悉毕照，司文衡、职课士者，果能实心仰体力除积习，杜绝侥幸，将见数年之后，士皆束身《诗》、《礼》之中，潜心体用之学，文风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学而言耳，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是，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奏上，奉旨依议，科目之不废者，鄂文端公之力也。
冗员
道光十二三年中，各直省皆奉敕裁汰冗员。直隶省自通判以下共裁去二十余员。广东省裁廉州府同知，肇庆府通判，高、廉两府司狱，南海、番禺两县河泊所大使，长宁、始兴两县训导。江南省裁江苏华亭县主簿一缺，所司水利，改归县丞兼管；镇江府照磨一缺，所司稽查渡江、救生船事，改归镇江府知府兼管；金坛县湖溪巡检无巡防之实，江宁府照磨无专管事宜，扬州府检校无专司之事，均裁去；所有稽查邗沟闸座、督夫启闭事宜，改归扬州府经历兼管。陕甘省裁丞ヘ等官五员。江西省裁建昌府水利通判一缺，九江府督粮通判一缺，又抚州、袁州、九江三府府磨，又武宁县高坪司巡检、新淦县山司巡检、德兴县白河司巡检三缺。又云贵省奏锦屏县幅员偏小，所有知县、典史、训导，俱着裁汰，地丁钱粮，就近改归开泰县管理，惟锦屏地方民、苗杂处，未便乏员，着改设锦屏县丞一员，仍归开泰县管辖，又裁磐石司巡检一缺。又南河裁丹徒县丞、仪征县闸官、如皋县县丞、兴化县县丞。又€南裁曲靖府同知，剑州所属弥沙井盐大使，并曲靖、永昌、大理三照司狱，顺宁府知事。又浙江裁绍兴府北塘通判，衢州府粮捕通判，杭州府属之城北务，钱塘县属之西溪务，湖州、绍兴二府司狱，宁波府属象山、赵岙巡检，严州府属建德县县丞。又长芦裁芦东、沧州运判一缺，归并天津运同；胶、莱运判一缺，归并滨、乐运同；兴国场大使一缺，归丰财场兼管；又登宁场大使一缺，信阳场大使一缺，并着邻境寿乐场兼管。又湖南裁岳州同知一缺，永顺、常德两府通判二缺，郴州、道州州判二缺，巡检七缺，训导六缺。又福建裁县丞二缺，司狱六缺，巡检九缺，皆杂见邸报中。所裁已不为少，然此外尚有不实不尽者，惟在各督抚大吏随时察看办理，亦撙节之一端，圣经所谓生财大道，食之者寡，不得谓非当时之急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