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读书状态,与原来明显不同。在学校是为了考试,在董先生处是为了学习知识,在北京听讲座是在寻找答案,而今天,纯属消遣,习惯了看书这种消遣方式,就是没目的的读书了。没目的,就读得杂;为消遣,就很轻松。
在读南先生的书时,有时也觉得他引用的书籍和知识来源太多了,也太杂了。估计年轻的时候,也是没目的读书,才有今天的风格吧。
他提到多次古代禅门的一本书《禅林宝训》,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是打坐的,刘大哥也讲了一些有关禅坐的常识,我何不也来看看?况且,我打坐水平连妍子都赶不上,佛经也看不太懂,看些花边新闻总可以吧?
在温州有一家书店,我经常路过,也去瞄一眼。我对书市的认识,也是从观察这家书店开始的。
民营书店一般卖些畅销书。最多的针对学生的教材及辅导资料,还有各类习题、真题,这是为中国读书最刻苦的人准备的,是刚性需求。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知识最丰富的时代是高中时代,这有点讽刺高考的意思。其实,我有时也觉得,高考与古代的科举有相类似的地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话,人人都这样,谁也别笑谁。虽然死板,甚至埋没了很多创新型的天才。但是,如果没有高考呢?李茅或许还在乡间教书,继承父亲的事业;小苏永远追不上思远的步伐了,估计还在卖早点。高考有科举的弊端,况且,许多学生高考过后,再也不看中学的书了,也许这些知识今后用得也少了。但是,就能抹杀它的作用吗?我认为,它至少有两样作用。第一,它把知识作为上升的阶梯,把苦读作为上升的手段,这是从根本上肯定知识的力量和勤奋的价值,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传承,所谓勤劳与智慧的民族特性,就是在这种制度下得以延续的。第二,它的公平性。不管你家庭如何、背景如何,都给你公平机会,考试的题目是一样的,也杜绝了其它操作的空间,就是二娃这种贫困山区出来的穷人,也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公平性,是中华民族一切道德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最大来源。如果没有这种制度,下层民众怎么上升?社会阶层的严重固化,只会带来革命。
其次是大量消遣性书籍,如《读者》、《故事会》等,现在,许多人在这里面加入了心灵鸡汤,这是普通人的心理安慰剂。但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言必称欧美。我承认,欧美是比中国发达。但《读者》之流,似乎要把欧美打扮成西方极乐世界,让人们充满美好的想像,仿佛那是我们学习的终点,是我们最值得向往的地方。我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但也自认为看过几本外国书。如果西方那么好,妍子为什么要回来?它的文学作品中还充满着那么多矛盾?如果普通人拿来安慰自己的弱小,可以理解。但有文人吹捧西方,导致盲目信仰西方,这就是迷信。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问问那些到西方生活过的人,妍子就不撒谎,当然她也不写书。我发现,这些二流甚至是三流文人写的西方,还真是不讲逻辑。用特例来证明普遍性的道理,完全没有概率的科学精神。甚至他所说的特例都是自己假想的。有的不是假想,也是断章取义,抽离了实际故事发生的背景,片面地勾引出他的结论,这有点故意使坏了。比如描写对房子的理解,他举例子是一个中国老太太和一个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不正确。说一个中国老太太退休碰到一个美国老太太,中国老太太说:“终于成功了,我终于给我儿子挣到一套房子了。”美国老太太说到:“我没有买房子,但我这一生游历了世界,你看,这些世界各地,我浏览过的,照片。”他这个故事,用来安慰那些被房贷压迫的人,确实有心理疏导的作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中国人注重家庭,没房子,家何在?中国人注重亲情,本来祖上没钱,好不容易实现了财产的代际继承,这正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爱的体现。中国人都有社会保险吗?中国人都领养老金吗?中国人的退休工资可以支撑世界游吗?更重要的是,如果现在不买房,今后房子可能更贵,这个损失,作者是不负责任的。况且,这个故事本身,我估计都是他瞎编的,没有可信度。即使这个故事有真实性,一件事能说明整个社会问题吗?孤证不立,有没有科学精神?当然,中国大部分写这些东西的人,根本没有科学素养,他们本身也是想赚点小钱而已。
还有一类书比较显眼,就是所谓的成功学书籍。简直搞笑,作者你成功了吗?如果真成功了,写这书卖钱,既无学术价值、又不能开拓眼界,读者也是瞎,相信这些跑江湖的人,自己没成功,还教别人成功。况且,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特殊际遇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有时间看这书想找成功的窍门,不如像二牛那样开个手机店。
当然,书店也不是完全没有好书。有一些经典读物,用来新房装点门面也好,偶尔自己看一看也好,总算是开卷有益。有一些工具书,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一些科普类、技术类的书籍,这就非常有用了。当然,满足艺术学习和爱好的书籍,也是对的。所有艺术,都有神性,故能陶冶情操。
关于自己喜欢的文史哲之类的书籍,值得我买的书其实很少了。除了偶尔一期的《读书》杂志外,几乎没有多少书有让我掏钱的欲望,虽然我并不是舍不得,我并不是没有钱。
今天,我又去打转,眼前一亮,在那个角落,散乱的书堆,我发现了这本《禅林宝训》,是民族出版社的正规版本,如获至宝:又有精神粮食了。
,没那么正规,大概先看看序言,大体上知道它说的是什么,再看看目录,知道框架。最后从目录的标题中挑出有意思的章节,细看。这样随意性比较大,这许这本书看了几遍,有的章节也没翻过。但就这样,我是为快东而来,根本不需要整本翻完。“书非借不能读也”,是袁枚说的吧?这个享受荣华富贵的老头,后来的奢华是弥补你贫穷的童年?不要骗我,老头,我晓得你买下了大观园。
这是一本南宋时代编成的书,那个时代,读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华文化到了动荡散乱的境地,必须要正本清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了文化上保留精华的伟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价值巨大。
看了目录,从中间翻起,我对一个叫“雪堂道行禅师”的事迹产生了兴趣,没其它原因,主要是他的名字好听,有一种高风亮节的感觉。
雪堂道行得法于佛眼远禅师,南岳下十五世。而此书的编者大慧杲禅师,也是南岳下十五世,他们时间相近,辈分相同,所以故事可信度比较高。
雪堂和尚住持荐福寺时,因为自己年纪太大,就想辞职。当时这些寺庙主持属于事业编制,要辞职,得推荐继任者,报请郡守同意才行。有点类似于今天大学校长,虽管学术,但也由政府任命。但在选接班人的时候,就犯了难了。这人必须佛法精深、管理能力强。这不仅仅是个人修为问题,而且事关上百和尚及佛事的管理,也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
估计他考察了好多个人,没有定夺。有一天,一个外地来的学僧,雪堂问他从什么地方来,他说他从福州来。雪堂又问:“沿途遇到好的长老吗?”这是要扩大考察范围,了解其它长老的群众谈话了。学僧说:“我过信州时,博山悟本和尚我虽然没有拜见他,但知道他是个好长老。”
“你怎么知道的呢?”
学僧说:“通过六件事,我就知道他是个好长老。第一,进入寺院的道路开阔平整;第二廊庑完备;第三殿堂香灯不绝;第四钟鼓分明;第五粥饭清洁;第六他寺内僧人待人有礼。”
雪堂笑到:“这个悟本果然是个好长老,你也是慧眼神人才。”于是向官府推荐悟本为荐福寺住持,得到了批准。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当时天下的和尚虽然很多,但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很稀缺。雪堂需要的接班人,是能够对大寺院进行正规管理教育的人才。由此反向推测,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纪律是松弛的。当然,这也反映了南宋时期国家管理混乱的现状。
得到这样的结论,我觉得自己仿佛离南宋的历史更进了一步,有点自鸣得意的感觉。
传说佛陀圆寂前,告诫弟子“以戒为师”,管理是戒律的外化,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关系到佛教的生存,用这个标准来选住持,中合适的。
书中还记载了雪堂禅师父亲的故事,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般来说,出家人出家后,就与本人的亲属和家庭没有关系了。记录他父亲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呢?
雪堂对他的徒弟庵光和尚说:“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父亲叫独居士,他曾经说过:心中没有主宰的一定不能立,外面不端正的事一定不要行。这两句话应该终身奉行,圣贤的事业自然具备。我经常把它佩带在身边,在家时用来帮助我修身,出家时帮助我修道。等到担任住持时,用它来率身临众,例如用秤可以称轻重,用墨斗曲尺可以划方圆。离开这两句话事事没有准则。”
这个故事透露了几个秘密。第一,雪堂出家很晚,二十岁时还在家聆听父亲的教导。第二,他父亲信佛,不然不能叫独居士。第三,他父亲道德修养很高,不然不能说出如此水平的话来。第四,他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也许在世界观形成时,他父亲是他最主要的导师。以上四个秘密,是不是可以让我得出这个结论:佛法与世间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这个推论有道理,那么,他父亲也是个高人啊。
编者为说明和引申这段话,引用了达摩禅师的一句话:“内心无喘,身如墙壁。”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如果从身体上理解,是不是像我们打坐一样,呼吸平稳到几乎难以察觉的地步,身体就稳如墙壁了呢?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因为他讲的是“内心无喘”,大概是心理上没有波动没有犹豫的状态,那么身体也就百物不侵了吧。当然,我并不试图真正弄懂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水平都没有达到。但是,能够得出上面四个秘密,是不是也有很大收获呢?
还有一则故事透露了雪堂禅师的情况。
原文是这样说的:雪堂禅师生于富贵之家,然而却并没有富贵子弟的骄奢倨傲,平时生活简朴,品格清雅,不喜欢珍奇古玩之类的东西。他住持乌巨山时,有一个僧人送给他一面铁镜,雪堂和尚说:“山里泉水清澈,毛发可照,留着这面有什么用呢?”
从这个故事中,我发现了,雪堂禅师是个富二代,说不定还是个官二代。
这里还有一个信息,就是铁镜。我在博物馆见到过铜镜,在没有玻璃镜子之前,这是中国人镜子的主流。但是铁镜就比较稀罕了,因为铁的硬度大,要把它磨成镜面,得费多大精力?所以说,铁镜是极其珍贵的。
作为富二代,雪堂不爱珍宝,这个好解释。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带来的愉悦感。随着拥有的增加,物品带来的愉悦感,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比如,当你年收入只有十万时,老板给你一次性地奖金发放了二十万,你会喜出望外,愉悦感爆棚。就像当年,我给王工发资金的情况。但当年薪超过一百万时,奖金二十万,你的愉悦感就锐减了。
妍子就是富二代,她对所谓的好东西,并不奢求,因为她见惯不惊,也许一颗钻石给她的惊喜,还赶不上我给她一个真诚的笑脸。
雪堂和尚这位富二代,出家肯定不是为了生存,其父亲的高洁,肯定也不是因为家庭感情原因,更不可能是为了避祸或者挣名声,这种人做任何事情,主要是凭自己的志趣,所以他的教导和行为是一致的,显得简单而真诚。
雪堂本人的道德要求很高,从他父亲的言论看来,就可见其家风对他的影响。西方有句话叫“三代人才能成就一个贵族”,这是指家庭传承的积累。雪堂本人成为一代宗师,估计也有家庭教育的原因。
弟子们有记述雪堂性格和行为的片断,非常生动,犹如雪堂就在我们身边。
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雪堂生性仁爱有礼,慈忍有德,忠以尽已,恕以让人,尊贤敏能,出言慎重。从不冷嘲热讽,也不说鄙语粗言,脸上没有孤峻险阻之色,行事没有横志暴怒之气。出入丛林毫不留恋,极为耿介清洁。他曾经说:“古代修道的人对于身外之物看得非常淡泊,没有特别的嗜好,没有玩物丧志的忧虑,因此能忘势位,去声色,没有丝毫勉强,自然如此。现在的修道人则大不相同了,费了许多精力,做了许多伎俩,仍然不能成就道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生铁铸就的坚定志向、行事不笃切专一,尽挑些无关紧要的事做。”
从弟子对他的这段描述来看,他基本上对于儒家的道德修养,是一个身体力行者。但从他本人的那段话来说,淡泊名利是他的本分,如果他要名利,何必要出家呢?但是,也侧面证明了,在当时,许多和尚是不能淡泊的。才有他所说道业不成的后果。因为出家学佛,应该以成道为根本目标,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在这上面,只为名闻利养工作,那就失去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瞎折腾了。以我的知识,我知道,唐代的佛教大师比宋代出得多,南宋当时估计就更少了,所以,雪堂所说的古人,也包含了对已经离去的过去大师,深深的景仰和怀念。
他的道德修养,在对待人上,就看得出来。应庵昙华禅师,按宗教师承来说,辈分是雪堂的师侄,雪堂是长辈。但在昙华禅师住明果寺的时候,雪堂和尚常主动到昙华禅师的寝室去看望,有人私下议论:这恐怕有失尊卑之礼吧。在古代,这个礼是重要的社会规范,相当于法律制度;在佛教,这个礼也是非常讲究的。但雪堂和尚不这么认为,他辩驳说:昙华和尚论师承他是我的法侄,然而他为人端正,不喜欢名闻利养,不因为自己的好恶而称赞或诽谤人,不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见地高明,任运自在,非常难得,因此我十分敬重他。
从这一段,可以看到,雪堂禅师尊重道德高尚的人,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不服真理,不端架子。倒是我有一事不明,前面他说昙华和尚道德如何,我都可以理解,但末后那句“任运自在”是指的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难道是指佛法中的某种境界?也许吧。
雪堂禅师的事迹还有一些,但在我看来,他有关道德的记述比较多,属于中华道德模范的人物吧。
但在我看来,有些道德规范是儒家思想本身就有的,这是不是反映了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某种结合呢?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就可以解释,佛教为什么在中国迅速流行,禅宗在传统知识分子中受到追捧的原因了。因为道德基础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性,双方有了学习和理解的交集,才使某些方面儒禅不分的情况吧。
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还会有第二个推论。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道德方面,也影响甚至改造了佛教的传承方式,这就是所谓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吧。
从制度上来说,也看得出一些痕迹。比如,寺院的住持,需要由官府来认定,那么,佛教的理论肯定得到了主流价值的某种肯定,要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朝廷,是不会如此认真地对待佛教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当年韩愈反对佛教的努力,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佛教毕竟已经进入朝廷的事业范围了。
雪堂禅师强调用心专一,也许这就是我和妍子的区别。我打坐带有试一试的感觉,有点三心二意。但她是纯粹爱好,用心就容易专一,所以进步也比我快。我不知道这个推理是否正确。
但是,我爱看闲书,闲着看书的态度,却给了我很大的利益。第变得有趣味,使我的生活也有了趣味。第二,得到某些推论,仿佛自己也有收获。
反过来检讨我过去读书的方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虽然一本正经,但有时觉得枯燥。况且,读经,我能读出什么成果出来呢?古人读经几千年了,也没见出现什么巨大的理论成果。读史虽然像看故事,但很多故事写得不生动,印象也不深。更重要的是,历史主要是给执政者看的,我算老几?但是读杂书就不同了,正因为没有欲求,所以轻松,得出一两个所谓的结论,还可以自我安慰、自我欣赏一番。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是这样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