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南亚战场的局势变得微妙起来时，在蒙古的北方第二集团军却正式接到命令，向新西伯利亚出征。早在两个月之前，北方第二集团军已经轻松攻克了外蒙古库伦，并逮捕藏传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叛变的四盟亲王，宣布解散亲王的领地和军队，并在第一时间将这些人押送到北京进行软禁。
    之前虽然国x防部已经开始讨论关于北方战线的延伸问题，甚至还放出了消息会命令北方第二集团军继续北上，按照原计划出兵沙俄。但是由于中日战争结束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来调整军事物资和人员配备，包括善后、抚恤、重建等问题，一下子让国x防部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延缓了关于北方第二集团军的最终决议。
    不过，对于北方第二集团军而言，他们也不急着这么快出国作战。
    外蒙古不比内蒙古，这里的政治环境和民族状况非常复杂，尽管镇压了四盟亲王叛乱并且逮捕了活佛哲布尊丹巴，可民族隔阂性依然使得许多本地人仇视中国。
    韦汝骢很清楚，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外蒙古的政治问题，北方第二集团军的后方得不到稳固，即便出兵沙俄也会发生种种问题，这是非常冒险的事情。
    因此在完成外蒙古主权收回之后的这两个月时间里，韦汝骢将北方第二集团军各师的兵力部署在中俄边境地区，库伦留下一个师镇守，并积极的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协调工作，安抚和威压外蒙古各部。
    在军队的积极帮助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很快达成一致，建立外蒙古崭新的行政秩序，逐渐恢复民生建设。中央政府甚至在短短两个月内下拨了一千万的经费，帮助外蒙古与内蒙古通过合作建设的方式，消除两地地域性的分歧，加强汉蒙之间人民的关系，意图尽快让外蒙古融入中华民国的政治环境之下。
    韦汝骢还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蒙古开化建议书》，提倡尽快在蒙古地区普及国民教育，鼓励蒙古人学习汉人文化知识，并主张奖励蒙汉通婚。因此来达到尽快消弱民族隔阂性的目的，并且让汉文化在蒙古地区更加根深蒂固。
    而就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北方第二集团军通过积极的加强蒙汉关系，不仅帮助外蒙古建立了一套忠于南京中央政府的行政系统，还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士兵与外蒙古当地的感情。甚至因此还招募了一批蒙古侦察兵加入集团军序列，吸纳了一批蒙古军官进入集团军随营学堂学习。
    这也为即将出兵沙俄打下了极其良好的政治与环境基础。
    之前蒙古之所以叛乱，还是仗着背后有沙俄撑腰，可是现在发现中国实在强大的太多，倒头来都能反攻沙俄了。
    于是之前的希望全部化为泡影，相反中国对蒙古地区除了加强政治统治之外，也制订了许多民族自治和改善民生的政策，让许多蒙古人民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
    至于出征沙俄，韦汝骢一直没有宣传这是一次入侵行为，而是将中日战争时期的沙俄军团屠杀中国国民的事情翻来覆去强调，只说这是一次报复行动，同时为了拱卫国家疆土的安全向列强示威。归根结底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危着想。
    借此进而又做了另外一番倡导，不管外蒙古之前是什么态度，如今既然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那蒙古人民就是中华人民，日后不管有谁欺负蒙古同胞，南京中央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就像这次出征沙俄的目的一样，哪怕今日不能报仇，明日也会报仇。因为中华民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如此宣传造势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蒙古人民有安全感，认为北方第二集团军驻扎在外蒙古不是为了镇压和提防蒙古人民，而恰恰是为了保护他们。除此之外，也间接的在蒙古人民心中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这次出征沙俄也是为了巩固边疆安全，是正义化的出征，并非是狂傲自大的侵略。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宣传之下，北方第二集团军上上下下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民心基础，而这份基础就是出征沙俄最好的后勤资本。
    等到十二月十二日国x防部正式命令下达时，北方第二集团军不仅等齐了足够的军事物资、军用经费，更是修建了一条库伦连接北京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上连接了电报线、电话线，沿途建立是十三座兵站，从军用方面来说大大提高了通讯效率和后勤运输力，从民用方面来说也改善了蒙古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条件。
    因为经过未来几年时间的发展，交通线上的十三座兵站渐渐演变成建设兵团，倚靠着这十三个现代化的据点，周边地区先是形成了原始市集，后又快速的发展为商业圈，大大的提高了蒙古人民的贸易力度。
    中央政府也利用这十三座兵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将国内其他省吸收的投资经费统一、集中的运用在兵站周边地区。包括新的住房建设工程、现代化畜牧业以及教育业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于库伦开办的北方工业大学、于锡林郭勒开办的蒙古师范大学，将会成为蒙古地区最享誉盛名的高等学府，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之后，这两座大学的实力几乎与北京大学齐名。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韦汝骢在连续召开了七天军事会议之后，终于制订了出师沙俄的战略方案。到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北方第二集团军几乎没有任何宣告，直接跨过中俄边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突袭了乌梁海地区。
    乌梁海三部原本是属于清政府的领地，然而在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九年沙俄政府通过《北京条约》、《乌里雅苏台条约》将乌梁海三部划归为保护区。再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随着沙俄策划外蒙古施行独立时，进一步加强了对乌梁海三部的统治，通过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移民的方法，将乌梁海地区迅速的沙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