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孔颖达传】
“地动仪的修复也是一次格物的过程,你姑且试试吧。”皇帝拍了拍马钧的肩膀,连他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态度着实不像君主对臣子、反倒像是前辈鼓励后辈,并寄予殷切的期望:“先贤的才智,后辈若是不能继承、领悟,岂不是愧对?”
马钧极为失礼的与皇帝对视了一会,良久,方才下拜,沉着的应对道:“臣谨诺。”
从今天过后,马钧突然觉得,自己可能不会再口吃了。
“王辅。”皇帝说着,便转身走出了屋舍,准备启程回去了:“你回去后从将作监、考工监等处拣选一些良匠,把他们组织起来,一同参与地动仪的修复。”
“谨诺。”王辅觉得此时非比寻常,脑中灵光一闪,问道:“是否要有个名目?”
修复地动仪就是名目,王辅明知故问,其实是想更进一步。
果然,皇帝早有这个打算,如今各种时机都已成熟,他便不再藏着掖着了:“从将作、考工之外新建一处衙署,专以钻研农、兵之用。挂靠在太学名下,就叫格物院,以‘格物致知’为训,由韩暨来做这个主事。”
“啊?”王辅一时没反应过来,愣了愣,没想到这个位置最终没能落在他头上:“韩暨?”
韩暨是南阳人,少有显名,司空辟而不就,因避袁术征,徙居山野。荆州牧刘表对其外宽内忌,韩暨惧命,正好那时关中平定,而关东纷乱不止,他便从武关逃到关中,被荐举启用。
“就是韩暨韩公至,他对这些技艺很感兴趣、也很有想法,正好尽其才。”皇帝如何看不出王辅心里的算计,同样是王氏兄弟,对于王端,皇帝是刻意栽培,因为他温润敦厚,一切行为都很可控;对于王辅则不然,此人太机敏、不拘束,又年轻,若是不好好磨砺一番,很容易刺到自己。
何况皇帝向来讲求的是步步为营,不会学孝灵皇帝搞鸿都门学,并以此授官为吏、将经学士人阻绝于外的傻事。格物院的牌子挂在太学之下,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皇帝只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新工艺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为朝廷提供先进的农业、军事技术,不会让其彻底撼动经学的理论根基以及士人为官出仕的途径。
很快,皇帝微行灵台,亲察地动仪、并为‘格物致知’做出新解,反驳郑玄的理论的消息传遍朝野。支持者有之,非议者也有之,大多数人都将目光集中到皇帝与郑玄之间的理念分歧,而很少有人关注由太学仆射潘勖带头组建、韩暨为主事、马钧为副手的格物院。
这正好符合皇帝的预期,而且在经过优秀官吏进修的吏治科、基层军官扫盲的教化科、以及英烈遗孤的蒙学等杂科之后,臣子们已经对皇帝给太学五科之外屡屡挂靠旁科的行为见怪不怪了。
只是仍会有人觉得奇怪,太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从纯学术性变为综合性的教育机构的?
最初的时候皇帝不还明确表示太学要‘五科并举,首重明经’么?
这也是郑玄疑惑的问题,他这些天一直都在思考,无论是皇帝所提出的‘天子之责’、‘学以致用’与‘人心齐一’、还是最近对于‘格物致知’所提出的新解,这些都是皇帝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不仅反映了皇帝的为政喜恶、甚至反映了皇帝的思想。
郑玄这么久以来都在尝试着了解皇帝的为人、把住皇帝思想的脉络,直到现在,郑玄才算是渐渐明白了。
皇帝有中兴的壮志,也有相应的能力与实力,郑玄毫不怀疑皇帝统一天下、开一代盛世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郑玄才会选择来到长安,才会选择在太学论战中帮皇帝唱出一戏,为的就是他来时的初衷,同时也是他与皇帝之间不成文的默契。
“孝武皇帝有《春秋繁露》申天人感应之说、孝章皇帝有《白虎通义》定五经异同之理,故每逢太平治世,皆有大论出。”皇帝这回在天禄阁召见了郑玄,在座者还有太仆赵岐、光禄勋杨彪、御史中丞桓典、侍中崔烈、兰台令史蔡邕、秘书令荀悦等大儒。他们无不是今文经学大家,身上要么有着教导皇帝学问的重任、或者就是《皇览》、《东观汉记》等书的主要编撰者。
摆出这副阵仗,任谁都知道今天要议论的是什么事。
皇帝也不含糊,直接开门见山:“汉室中兴,此乃百年间仁人志士所心向往之的大业,方今天下,首重武功,但与此同时,文治也同样重要。文武并盛,才是治世之兆,前者所言《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皆是文治的菁华。如今朝廷矢志中兴,武功已经在绸缪之中,这文治也当始议了。诸公可愿为我的董仲舒、班孟坚,为圣人之学再开一部大典?”
众人早已有了心理准备,此时倒也不惊,反而饶有兴致用眼神互相确认了一番,以无声来对当前的人选表示同意。
郑玄花白的眉毛一动,一双温和的眼眸突闪锋芒,点头说道:“谨诺,陛下有此鸿志,畅兴经学,臣等岂能不效绵薄之资,共襄大事?”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只是古今文经林立对峙,各承师说,互诘不休;且师传多门,章句杂乱,文理乖错。若要效仿前人,统合各家之言,删繁就简,实非易事。”
“不仅是删繁就简,更是要推陈出新。”皇帝提出了要求:“以《繁露》、《通义》为本,十三经为根,综合古今文经,编撰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典籍,以为大汉万世太平之基。”
“敢问陛下,何为‘十三经’?”桓典忽然问道。
众人也都疑惑的看向皇帝,在他们的认知中,世间只有孝武皇帝钦定的《诗》、《书》、《易》、《礼记》、《春秋》为五经,设五经博士,与之展开的才是汉代乃至于以后千年的经学基础。可在皇帝口中突然冒出来个‘十三经’,这就不得不问清楚了,到底是从中添了哪几经。
皇帝解释道:“这十三经,是在原有的五经之外,另行添补,如‘三礼’之中的《周礼》、《仪礼》;《春秋》之中的《左氏》、《公羊》、《榖梁》;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书。”
除了《尔雅》是用来诠释名物、学习儒家经典的名词辞典以外,其余的无不是儒家的重要经传,皇帝此举不仅是将所有的儒家经书混在一起,而且还将古文经争执最大的三家《春秋》也划为‘十三经’的范畴之内,统一古今经学、糅合儒家典籍的野心昭然若揭。
赵岐直感觉自己的呼吸都不平静了,他今年八十多岁了,时日无多,没想到自己既能有幸重见盛世,又能参与到一部旷世巨典的编撰当中。按皇帝思路,这十三经不仅要统合在一起,更要从各家的注解中挑选最准确、最符合当下实际的部分,还要从中添加皇帝对于经书的个人注释。
等到此书完成之后,全天下的儒者在注释经书时,必须以此为标准,不许任意篡改曲解;研读经书时也必须按照这本书的内容进行学习、研究;就连太学策试以及官员选举的时候,亦必须按此对策,不许自由发挥。
这就是皇帝口中‘放之四海而皆准、以为大汉万世太平之基’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