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骆业稽首道：“禀陛下，因为用时仓促，臣等只将却非殿稍作修缮，所耗劳役不过二三万，用粮十余万，金一百。”说罢，他又微微抬起上身，道：“汉室有赖陛下武德，天下士民重归安定，今大驾返雒，臣等岂能再让陛下营宿城郊，有失体面？”
    皇帝伸手摸了摸崭新的桌案，冷不防说道：“从二月至六月，工期还挺快的。”
    准备邀功的骆业面色一滞，觉得哪里好像有些不对。
    “黄公。”皇帝摸了下一尘不染的朱漆桌案，看了眼漆碗上的字句，将手收回了袖子里：“今年春夏，我正在做什么？”
    黄琬身子一抖，八月的热天竟让他生生打了个寒颤，皇帝这么一问他就知道事情要坏了，他硬着头皮说道：“陛下正率六军征讨袁氏叛逆，还天下太平。”
    “喔。”皇帝好像是经黄琬提醒了才记起来自己上半年做了什么事，他明知故问，语气仍与平常一般无二，就连说的话都好像听不出什么问题，就像是寒暄着天气：“那当时你又在做什么？”
    此话一出，殿中但凡有些聪明的都知道大事不妙，无不低下了头，生怕引起皇帝的注意。贾诩一副作壁上观的样子，荀攸微皱着眉头，骆业则是一脸茫然。
    黄琬背后已经生出了冷汗，这个问题他怎么回复都不好，只能避重就轻，尽量摆脱责任：“臣、臣当时正联络各方，并筹集荆、豫、兖等州粮草，以供军需。”
    “所以说骆业在修葺却非殿的时候，你身在雒阳，却耳不闻声、目不视见，不知城中有大工？”皇帝无不讽刺的说道：“你这个留守做的好啊。”
    黄琬大骇，皇帝对此事的反感已经很明显了，他说自己不知道，就是失职；说自己知道、却不做任何表示，就是失察，而跟着骆业在战事紧张的时候劳民伤财，修葺宫殿，更是大罪！
    “臣忙于军务，治雒非臣本职，然此等大事臣竟不知不觉，不曾劝阻或是上告，实属失察，此罪不可推诿，还请陛下降罪！”黄琬伏地不起，口中连连告罪，却是将骆业吓了一跳。
    骆业不知细故，也跟着稽首告饶。
    “降罪？我该降你什么罪！”皇帝好好的脸色霍然变了，他动怒道：“我在河北与三军将士风餐露宿，就想着能早一日克平祸乱，兴复汉室。而你呢！放任有关人等在这里大兴土木，是要讨谁的欢心！”
    他一把将那只漆碗掷在地上，漆碗在地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碰在黄琬的膝盖上：“天下还未太平，你就让我享安乐了？”
    “臣等绝无此意！”黄琬汗涔涔的说道：“雒阳到底是朝廷旧都，岂能坐视荒废？河南尹起意修葺时臣也犹疑过，只是想到大战将尽，这才任他只修起却非一殿，以为天子驻跸之所，此外别无他意！”
    如果真的是只为了修个行宫供给皇帝下榻也就罢了，奈何皇帝早已摸到了风声了，彼等修宫是假，借此游说皇帝还都雒阳才是真！
    自从王莽篡逆以来，关中连年大战，吏民贫瘠，自然环境破坏，边地又屡屡羌乱未平，而光武皇帝起家河北，兴于关东，所以没有选择长安，而是以雒阳为都。
    近两百年来，雒阳一直是朝廷的都城，直到董卓专擅，焚毁南宫，强迁朝廷及河南吏民西进关西开始，雒阳城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如今皇帝凭借关中再起，关东的政治地位眼见不保，所以许多利益攸关的关东士人便想趁着这次皇帝大胜凯旋，回师雒阳的时候游说皇帝还都雒阳。
    黄琬为此进行了一番深思熟虑，他准备了许多个理由说服皇帝还都，一是皇帝生在雒阳、长在南宫，幼年记忆深刻，足以勾动皇帝情感上的认同；二是西北羌乱、塞外诸胡内附并州，关中已经不算是‘内地’，皇帝用不着犯险立都前线；三是雒阳地近河北、兖徐等平原，粮草丰足，转运便捷，可以极大程度上满足未来京畿的粮食需求……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此时在雒阳，与黄琬有着同等分量的关西士人几乎没有。在这个关东士人的主场，他们需要一锤定音，劝服皇帝还都！
    至于关西士人出身的河南尹骆业，由于他河南尹的身份、以及关西士人自马日磾等人倒台后再无一个领袖人物，导致骆业在立场上开始倒向黄琬等人。
    这次重修旧殿就是出自骆业的主意，而在南宫那么多座殿宇中选出却非殿的，则是黄琬。
    当初在骆业见河北战事势如破竹、进展顺利的时候，便起意翻修南宫，作为皇帝凯旋的驻跸之所。黄琬当时虽没有明确支持或是反对，但也暗示了骆业可以自行其是。有时候不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
    将其当作改换门庭的投名状以及晋升之阶的骆业见皇帝大发雷霆，连司徒黄琬都承受不住，不仅心惊胆战，跪伏求饶道：“自古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臣等建此偏殿，正是一片忧君之心，还望陛下恕罪！”
    “实在是擅自作主！”黄门侍郎法正丝毫不在乎对方的年岁、资历，厉声斥责道：“二三万人一日可运粮多少？十余万粮可供三万大军食用几月？河南尹不知轻重，大战之时还妄兴土木，是要将陛下以何面目示天下人！”
    骆业何曾被一个小辈这样羞辱过，即便是没有被指名道姓的黄琬，心里头也是羞愤不已。
    “耗费民财。”皇帝冷声道：“当初孝文皇帝因怜十户之财，弃修露台。今我子孙不肖，倒是不如先辈了。”说完他向外面招了招手，吩咐道：“河南尹骆业不恤民力，擅营宫室，欺君邀好，即刻解去他的印绶！以槛车发往长安，与雒阳令杜袭等有关人员，皆付廷尉治罪！”
    殿前虎贲郎许褚领会意思，走上殿来，不给骆业任何狡辩的机会，一只手就将瘫软如烂泥般的骆业给提了起来。
    “陛下恕罪、陛下恕罪！”骆业惊慌失措的左顾右看，试图在许褚的手中挣脱开来：“去年陛下率兵至雒，预备东征，臣等上疏几次请陛下重回雒阳宫室，却以‘天下未定，不愿见旧宫阙’驳回。陛下当日之语，臣等不敢忘怀，故才捐输心力，新建一殿，以供燕居……毕圭苑虽好，但到底荒凉，哪里能居天下主！还请陛下看在臣等赤诚，格外开恩！”
    皇帝没有言语，许褚也不理会骆业如何在自己手上告饶，径直将他拎了出去。
    黄琬此时也在旁谢罪道：“臣失察，亦请陛下降罪！”
    他胡须抖动着，坐视骆业修缮却非殿，本是想借此试探皇帝的态度。岂料皇帝直接将其当做一个由头，重重发落，表明了不愿还都的态度。如今箭在弦上，黄琬退却不得，只得一边认罪一边陈述本意：
    “昔周公营洛邑以宁东土，光武卜河南以兴汉室，此地乃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当年董卓篡逆，朝廷不得已受胁西迁，残喘休息，如今陛下兴复社稷，大业既定，岂能再偏居关中，退窥天下，以伤四海之望？”
    “再迁都？”皇帝惊讶的看向黄琬，不是惊讶于这句话，而是不可置信这话居然会从谨慎有谋的黄琬口中说出来：“雒阳宫室、宗庙、官府、闾里被董卓付之一炬，二百里内无复孑遗。这些年休养生息，勉强算是有些人气，但宫室残破，你却让朝廷迁回，徒增花费不说，才安定不久的百姓再度疲于播迁，其中的怨言你可有想过？”
    “迁都长安，本是董逆专擅之乱命，陛下裁定朝政，居此为基，图谋复兴，不过权宜之计。光武皇帝以降，历代宗庙陵园皆在雒阳，陛下他日倘有悼念追思，彼此来返，殊为不便。”黄琬列出种种理由，动情动理，论说得十分周详：“如今羌乱又起，关中既成边地，朝廷还都雒阳，居中调用关东之资粮，运筹将兵，正可坐收凯旋。”
    看着皇帝拧起眉头，黄琬又提出一个折中的法子：“然关中位置紧要，百姓富庶，不可轻忽。以愚臣浅见，长安可为京都之副，关中现有之政不改、现有经营不变。倘或天时再有变故，朝廷大可从容西去，凭此为基，又图兴复。”
    他是想将关中当做朝廷的一块预留地、一条退路，倘若两三百年后汉室又有变故，朝廷还能依赖关中再起。
    皇帝甫一听见这个说辞时，居然还觉得有几分道理，关中由于数百年的开发，自然环境已经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承载力下降。到东汉时期，汉朝的经济中心转移至关东，关中的自然环境在两百年的时间内得以缓慢恢复，如今皇帝若是再建都关中，假以时日关中再度人口稠密，过度榨取潜力，优势不再，朝廷就没有后退的余地了。
    只是这种说辞对皇帝并没有起到作用，他管不到两三百年后的事情，何况如何真有那一天，又岂是一块预留地就能保全的？
    “汉室才光复不久，黄公又何出乱世之言？”法正不满的皱起眉，他是极力反对还都雒阳的，这不但是出于一个关西士人对乡土的情感，更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关中居高临下，有崤函之固、巴蜀之饶、雍凉之骑，其地可养百万民兵。高皇帝据此以得天下，陛下藉此以兴天下，正是我汉室龙兴之地，岂能轻弃？董卓虽倒行逆施，强自迁都，但有陛下振兴在后，其也不可不说是天意冥冥。”
    由于关东士人的几次阻击、关西式微，皇帝这次亲征所带的臣子当中，并没有与黄琬分量相当的关西士人。这也导致黄琬有足够的底气向皇帝提议，即便这次不成，到了长安，依然会有人络绎不绝的随着黄琬的表态而纷纷上书。
    法正作为黄门侍郎，年纪轻轻便建下功勋，皇帝宠信，心气骄躁之下，自然就敢与黄琬这样的老臣当庭抗辩。
    “法侍郎。”黄琬凝视着法正说道：“雒阳也有伊、洛，也有虎牢等雄关险要。光武皇帝自河北渡来，建都雒阳以中兴汉室，难不成是错的了？二百年来，历代先帝不迁关中，难道也是错的了？”
    法正被盖了个帽子，语气顿时一噎。
    “此一时，彼一时也。”车骑将军朱儁轻咳了一声，作为现场官爵、资历唯一可与黄琬相提并论的人，他说的话最为关键：“高庙以关中为基而定鼎，是以建都长安；世庙以河南为凭而中兴，是以建都雒阳。此皆一时所凭据，今陛下复以关中振兴汉室，自然要以长安为都，不然，岂不是徒伤关中士民之心？”
    “你……”黄琬轻声吐出一个字，未说完的语句便戛然而止，当时董卓迁都时，朱儁也是坚决反对的。考虑到董卓曾对朱儁的旧怨、以及朱儁在任豫州刺史时与颍川士人结下的好感，黄琬以为对方会在这件事上与自己保持一致，谁知道朱儁却不合常理。
    黄琬到底是个聪明人，他很快从朱儁的话语中捕捉到关键的字词，明明可以称高皇帝、光武皇帝，为何偏要称‘高庙’、‘世庙’？
    这显然是朱儁对自己的暗示。
    庙是供奉祭祀先祖神位的场所，按照周礼，天子只能有七庙，但汉代并没有严格按这样的规矩来，而是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在全国广泛设立宗庙，以强化刘氏天命，团结皇族。等到了光武中兴以后，旁支继位的光武皇帝功盖前代，又想让自己的父祖入庙，于是孝明皇帝便在雒阳建了世祖庙，如此与长安的高祖庙相对。
    高庙与世庙的并立无疑划分了东汉与西汉的界限，从此光武中兴的虽是同一个‘汉’，但却是两个朝代。
    黄琬通过朱儁而明悟，皇帝虽然是孝灵皇帝的儿子，帝系并未转移，但对方显然不愿意在自己死后只得个某宗孝某皇帝的庙号与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