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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一段公案的背后实情
    对于红七军团这个番号,李剑生还是了解的。这个军团历史上同样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事实上,早在1933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十军由江西东北调往中央苏区,编入红一方面军。6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十军改编为红七军团。10月28日,红七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兼任,后周建屏代)、政治委员萧劲光(兼任,后吕振球代);第二十师:师长李聚奎(后粟裕代)、政治委员李翔梧;第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后彭绍辉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后程翠林代)。
    1934年7月6日,为减轻中央苏区所受到的军事压力,红七军团在江西瑞金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闽浙赣苏区,总指挥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10月,在江西重溪与红十军会合,按中央指示,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北上。红七军团所部改编为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12月14日,在安徽黄山谭家桥战败,退回江西。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国民革命军包围,大部溃散,仅千余人在粟裕、刘英等人率领下逃脱,后该部在当地坚持游击战,直到1937年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想不到,红七军团被改了番号后,因为自己的到来,竟然又重建了这个军团。想到这里,李剑生有些苦笑。一会儿又想,这还罢了,自己那临时编的红十五军团,番号也幸亏撤销了,否则真不知后来的红十五军团如何编成。要知道,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红十五军团也是一支了不得的部队,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按正史,在1935年9月18日,原在鄂豫皖苏区留守的红二十五军渡过渭河后,于陕西延川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两军合编而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五师(由红二十五军改编):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由红二十六军改编):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第八十一师(由红二十七军改编):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全军团共7000余人。
    1935年11月3日,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并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1937年,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想想这些历史人物,再看看手头的这份报告,李剑生又是一番感叹。当然,这回的感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因为自己救出的那些骨干,以及自己的培养的骨干,这般一来又全部回到自己的部队来了。另一个让他有些心惊的是,红八军团的人事任免情况,因为黄苏和甘渭汉两位,又回到历史上的状态了,即周子昆任红八军团长,黄苏任军团任委,甘渭汉任军团组织部长!李剑生有些看不懂,这历史怎么转来转去,最后又还是回到原有轨道了?
    其实,让李剑生看不懂的远不止这些。
    后来,红八军团并没有和历史上一样,在几天之后,即12月18日被撤销番号并入红五军团,而是朝自有历史发展下去。不过,这个军团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时,红八军团所部仅仅改编为一个旅,归建125师,又由李剑生指挥。其时,政委黄苏已经如历史上的既定史实一样,牺牲。周子昆和甘渭汉等人其时均已调入红一方面军的其他主力部队,这个旅最后由冯达飞任旅长。历史上的冯达飞本来也是牺牲了的,偶然进入红七军团后,被熟知他情况的李剑生一直重用,并最后升任旅长。只可惜,在抗日战争中,这位高级将领也最终牺牲。但他的那个389旅,后来走出的将军达32个!
    与红八军团发展缓慢相反的是,红七军团后来发展很快,部队的元气很快恢复。这个改编时4万多人的部队,到长征结束时竟然又发展成为8万多人。而且因为红七军团的骨干力量非常强大,这支部队越打越强。最终在改编为八路军125师时,一下子就改编成了6个旅。同样,原属于陕北红军的刘志丹部,后来与李剑生所部会合,这支部队也同样得到发展。最后,竟然能独自编成一个旅,即390旅。是时,李剑生的125师,也成为八路军中唯一的一个辖8个旅的师,实力异常强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后,李剑生升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却一直领着125师师长的职务。几个副师长,包括云天、季振同、彭芝、刘志丹几个,也一直在共同完成师长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出任师长之职。
    而让李剑生想不到的是,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时任八路军115师副旅长的程翠林牺牲。人们在整理他的遗体时,却意外在他的内衣口袋里发现一封写给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兼125师师长李剑生的信。直到看到那封信,李剑生才明白一件事来:原来,中革军委之所以将他由红三方面军总指挥降职为红七军团军团长,竟然是因为程翠林向中央报告了他杀俘的事情。当然,他程翠林以党性保证,他只是站在一个政治工作者的立场上,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只是后来的事情让他想不到:想不到中革军委对李剑生的处理这么重,将他由方面军总指挥直接降到军团长,而且原来的三方面军的很多部队也被调到别的部队。当然,他不知道的是,这事其实发生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确实是中革军委对李剑生的惩罚;第二阶段却是李剑生主动对中革军委提出建议、中革军委依他的建议实施的,而且因为几个中央主要领导,包括毛、朱、周、张、王等的支持,他那部队的最精锐力量不但没有划拨出去,反而得到了空前的集中。这也为后来红七军团成为唯一有8旅建制的师打下了基础。眼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李剑生被如此对待,同样是诤诤汉子的程翠林从此再也没有笑过,从此也再不敢和李剑生见面,从此这封遗信一直放在了他的贴身内衣口袋里,直到他牺牲。其时,李剑生早已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万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回事。看完此信后感慨万千,才真正地感受到程翠林那诤诤铁骨,也才真正明白了这段公案的背后实情。再后来,他专程往程翠林坟头祭奠。再后来,他出面抚养程翠林的一对儿女,直至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