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香飘到了橄榄绿
    十二月初，骆一禾给余切带来了《人民文学》的新一期，上面的最后一页，就写上了获奖名单。
    骆一禾所说的那些小说全在里面，但余切更关心的是小说背后的首发杂志：《昆仑》、《青春》、《沪城文学》、《城》、《十月》……
    首都和沪市的刊物，竟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把《军文艺》、《丑小鸭》等也算进去，首都又占了其中的大半部分。
    看来，中国的文坛在首都啊，当一个作家怎么能不在首都呢？
    在首都，提前一周就知道内幕消息，在外地，光是寄信通知就得一周多，前后就是半个月。
    这边已经喝上庆祝的小酒，那边还在怀疑自己是否落选……
    余切问骆一禾：“这个通知一定得那么麻烦吗？咱用电视机……哦不，收音机通知不行吗？”
    电视确实太贵了，一台熊猫牌的黑白电视卖六七百，普通人得攒两年。大家买不起。
    骆一禾却说，“不是每个作家，都像余老师你一样写得快的，有些人创作十分困难，过的也窘迫，连生活也不能自理。”
    “所以，还是得寄信？”
    “当然了，寄信是最稳妥的。余社长，咱新现实社团还开不开会了？”骆一禾忽然话锋一转。
    余切说：“开个屁，人都跑完了。”
    现在燕大已经到了考试季，大家都不玩了，宿舍走廊有学生靠着墙壁抱着书本，低声默念；食堂也很安静，大家边吃边翻书，笔夹在碗沿上。
    教学楼因为灯光彻夜通明，每间教室都被占满，有些学生干脆带着垫子坐在走廊里复习。
    就连五四文学社的诗人们，现在也不搞行为艺术了嘛，不及格是要被劝退的。
    余切也忙着写课程论文，他有个“双轨制”影响的课程论文要写，这事儿现在是热门话题。燕大一些教师，本身也是社科院的智囊，他们当然会把自己研究的当做考题。
    啥是“双轨制”？
    简单说，就是社会上一个价（高），国营厂一个价（低）。
    改开后，国内很快开始搞“双轨制”，但是84年之前是农村和生产资料的双轨制，它没有剧烈的传达到城市居民，也没有大规模在消费品上面搞双轨制。
    因为当时本来没有考虑在城市和消费品上搞双轨制，但是时局逼迫下，发觉不得不搞。
    这么说吧，燕大经济系下面的政治经济学系，有个叫林一夫的人，他是宝岛人，原先已经在那边拿了硕士学位了。
    然后，某天林一夫游过海峡跑来这边投诚，燕大学院这边火速给了他学籍，然后一年就让他硕士毕业，送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西奥多·舒尔茨（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门搞农村改革的研究，写的论文全是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显然对他委以重任。
    他是首位接受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返回国内工作的学者，等他回来就会傻眼了，因为城市竟然也放开了，而且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
    还记得万县首富吗？
    牟期中的好日子就快要来了，倒爷的春天即将到来。
    所以，余切就在自己的论文中大概描述了一下后果：会迎来暂时的阵痛，但长久看是好的。
    为啥呢？
    余切在自己的论文中用大白话写道：
    原先的经济就是单轨制，国家来定价格和生产，这一套已经执行不下去了，但如果立刻的彻底放开，那就是等同于“休克疗法”，会有极其猛烈的通货膨胀，这会引起城市居民丧失对政策的信心，也执行不下去。
    而双轨制产生的疼痛，痛的久，痛的慢，但不至于一下痛死人，它是当前不体面但最务实的选择。
    至于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
    余切是真不知道，历史没有答案给他抄。接下来一周，余切到处搜罗资料，支撑自己的观点。这篇论文是他本学期最大的活儿，传言中是下一届经济系主任来批改论文，评定成绩。所以必须要体现自己的水平。
    但是，又不能过于精确，只可做模糊预测，否则是解释不清的。
    有天生的作家，可没有天生的经济学家啊。
    两周后，这篇论文写完了，连带着其他作业全完成了，余切开始搞自己的《大撒把》小说。
    同时，继续回来自于前线战士的信件——《天若有情》入选优秀中篇小说选后，更多杂志开始转载和评论这部小说，它还在给余切带来稿酬。
    而在前线，因为很多战士们渴望看到女性的闪光点，渴望回来后，会有一段美好的感情，不要被辜负……这当然是人之常情了。
    《天若有情》已流传遍整个前线。政委们常常说：
    “如果华弟这种走了错路的人，也能得到爱情，我们是真正的英雄，更会得到姑娘们的喜爱。”
    它已给人带来了真切的精神力量。
    余切知道，这部小说在战士们那里流行，是比较偶然的，由看过小说的人口口相传，而且故事本身引发过争议。
    但《未婚妻的信》于明年刊登之后，恐怕会真正引发巨大的震动，岂不是与余切彻底成为军旅文学代表作家？
    这真是未曾预想过的道路。
    12月的《军文艺》上刊登了作家刘兆麟对《天若有情》的赏析和评鉴：
    “它确实不是一个军旅故事，但它的香飘到了橄榄绿。”
    “《天若有情》作为一个反应时事的文章，意外的在前线受到热捧，显示出其本身故事上的优秀。作家余切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和宿命式的悲剧张力，真正切中了时代中每一个人对真挚感情的渴望……”
    “华弟是一个边缘性质的人物，桀骜不驯，生于底层，对社会充满抗争；而乔乔则是家庭的‘叛逃者’，她纯真而勇敢，生于富豪家庭，身份与性格的对比构成了极大的叙事张力，加之浪漫和暴力的结合……然而，这并非是我们在军旅文学上想要讨论的。”
    “笔者想要说的是，它为何在前线流行？”
    “论暴力，有什么比得上战争？”
    “论浪漫，有什么比得上忠诚与等待？”
    “论正义，有什么比得上保家卫国？”
    “答案呼之欲出，因为他给予了特殊身份的读者，超越现实的合理想象，以‘英雄人物’的身份回来，去匹配自己的真挚感情。这恐怕是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
    余切看到这一篇赏析后惊呆了。说实话，小说发了之后不少人写评价恰烂钱，但都没聊到点子上。
    偏偏这个人是写对了的，他简直是比我还知道这个小说。
    于是，余切拿着小说问做编辑的骆一禾，“刘兆麟是谁？”
    “写军旅题材作品的创作者，他原先也是一名士兵，因为有写小说的天赋，退伍后专职在军区政治部门搞创作，《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就是他写的，上半年他的小说和李存宝的小说在前线最受欢迎。”
    余切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不也是优秀中篇小说吗？他也是那个二十分之一。”
    骆一禾却说，“你不是写军旅题材，却超越了他，这不正是新现实主义的胜利吗？用真情实感来打动人，战士们也是普通人，渴望爱情，所以喜欢你的小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