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到达宜山的两周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刚从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回到宜山。在路过贵州遵义时,他觉得遵义比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很低,大米的价格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曾担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因为湄潭有充足的大房屋,而且物价比遵义更低廉。遵义和湄潭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物价和房屋都适合一个大学的生存。竺可桢决定,浙大一旦被迫再次搬迁,遵义和湄潭将是首选之地。
在重庆开会期间,49岁的竺可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去浙大校长的请求,但陈立夫则要求他继续担任至抗战结束。但从时局来看,战争何时结束,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成为坛巨匠的丰子恺到达宜山后的第二天,来到城中的文庙,拜会浙江同乡,浙大校长竺可桢。随后便开始在国立浙江大学的教学生活,教授艺术理论和新文学史。
据回忆,他就在浙江大学开始开设五四新文学,浙江大学中文系相对来说,是一个偏于比较传统、比较保守,这样的一个中文系。所以丰子恺这个时候,在这儿来能开设这一门课程,我觉得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丰子恺一家居住在宜山城外一个叫龙岗园的地方,租自当地一位园丁。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给丰子恺下聘书的时候,师生们开始了在宜山的第二个学期。浙大初到宜山时,学生们自发开展了一项课外活动,通过下乡演出话剧、演唱爱国歌曲来宣传抗日,十几个爱好唱歌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并定名为回声歌咏队,但是,歌咏队缺少合适的演唱曲目和音乐指导老师。丰子恺的到来,让合唱队有了一位顶级的音乐指导。丰子恺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时,受老师李叔同的影响,在绘画和音乐上造诣颇高。从此,南国小城广西宜山里,除了刺耳的警报声,还时常回荡着回声歌咏队悠扬的歌声。
从丰子恺居住的龙岗园到上课的教室,要穿过几条街道和一个泥泞的体育场,宜山的人们和浙大的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这位一身长袍、美髯垂胸、戴着圆边眼镜的老先生姗姗而来。此时,曾邀请丰子恺来浙大的马一浮,已经离开国立浙江大学去了四川乐山,主办复兴书院。相比马一浮,丰子恺的课在国立浙江大学更受欢迎。
据回忆,他讲课的时候,往往就是学生挤满了教室。我们说马一福讲课可能第一次是挤满了,越往后讲学生越少,当然并不意味着马一福讲的课不好,或者讲的课不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丰子恺他讲课,可就是一直受学生欢迎,特别他讲艺术这一方面,在教室外面,窗户外面站得都是学生。
丰子恺全家安顿下来后没多久,7月14日,国立浙江大学顺利结束了一个学期的课程,并召开第十二届毕业典礼。这一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毕业61人,女生8人,不到四年前入学时人数的三分之一。此时,日军加紧了对广西的军事行动。就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距离宜山不远的柳州遭遇日军轰炸,宜山城里的警报声更加频繁了。
据回忆,住在他们对面的那个一家夫妻两个人,老是喜欢唱歌曲的,唱那些当时的流行歌曲,什么好不常开啦,好景不常在啦,这些,结果他有一次他也不唱,他就哼,一哼呢,就很像警报声,这样哼起来,只要有一点这种声音,我们就是赶快要逃了,结果逃出去一看,他们说不是的,不是的,是我们在唱歌,哼歌。
7月21日,宜山时晴时雨。午觉醒来,丰子恺准备出门去寻找一个岩洞,以便空袭时全家人躲藏。忽然警报响起,并很快由普通专为紧急。丰子恺赶紧出门,拉住一位熟人询问,才得知这一天日机有可能要轰炸宜山。丰子恺立即将家人分成两组,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据回忆,当时丰子恺家里分成胆大派和胆小派,胆小派呢就是丰子恺为首,还有女儿一个,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的一个姑妈,她很胆小的,然后嘛,带着我姐姐她们,抱了一个刚刚出生的我弟弟,但是我妈妈因为有外婆了,她不能走,她就属于,胆子也大,胆大派,我就常常跟着胆大派。
离开龙岗园的丰子恺在熟人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一块v字形的大岩石,可以由岔口进入尖角,但上面没有遮拦,并不是洞穴。钻进这块岩石后,丰子恺探身向外望去,顿时吃惊不小。原来这个地点离车站和浙大运动场这样的大目标不过二三百米,倒不如自己居住的龙岗园来得安全。但此时敌机已来,无法再去寻找新的藏身之所。
其实丰子恺住的龙岗园已经是郊外了,那么再逃,逃到田里去了,谁往那边逃,他就跟着那边逃了,逃到看到有个岩石,这个岩石就是一个v字型的,然后我们呢,都躲到里面去,然后里面有个黄蜂窝,有几个女同志怕死了,赶快又出来,但是飞机来了,那个时候你非进去不可,不管黄蜂黑蜂的,只好进去。
与此同时,竺可桢与一群浙大的教师正躲在宜山西门外小龙江边的一个岩洞里,从洞口望出去,有九架敌机自东向西飞临宜山。躲在在v字形岩石里的丰子恺,抬头望着只有一些植物遮挡,没有顶的大岩石,下意识地往树叶下挪了挪身子,他在日后的文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思:今天不外三种结果:一是爬起来安然回家;二是炸伤了抬进医院里;三是被炸死在这石凹里。无论哪一种,我只有准备接受。所幸的是,落下的炸弹除了掀起漫天的尘土外,并未伤及藏身岩石里的丰子恺。